歷史上第一份明確的“罪己詔”出自哪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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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第一份明確的“罪己詔”出自哪位皇帝?歷史上第一份明確的“罪己詔”出自
衆所周知,古代皇帝金口玉律言出法隨,理論上是不會犯錯的上天之子,籠罩在皇帝身上的耀眼光環一般不容被打破,但在朝廷出現問題、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之時,皇帝也會自責或檢討自己過失,於是會發出一種口諭或文書,公告於天下,這就叫“罪己詔”。
歷史上第一份明確的“罪己詔”出自漢文帝,公元前179年,有人建議漢文帝要早立太子,漢文帝不同意,就頒詔書說:“朕既不德……”意思是說,如果我現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這一年冬天,漢文帝又下了一個“罪己詔”。
總的來說,漢文帝的罪己詔有着明確的定論,但歷史上漢武帝的輪臺詔卻有着諸多爭議,傳統觀點認爲輪臺詔就是罪己詔,那麼真相究竟如何呢?輪臺詔是不是罪己詔,看似小問題,其實背後代表着漢武帝重大國策有無轉變,因此非常值得研究。所謂輪臺,即輪臺國,是漢代西域36國中的城邦之一,於公元前102年被李廣利所滅,在車師國以西千里,如今位於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緣。
強硬自私的漢武帝
漢武帝性格極其強硬、自私,在巫蠱之禍後續處理上體現的淋漓盡致。所謂巫蠱之禍,就是太子劉據遭到陷害,無奈之下發動宮廷政變,還有一種深度解釋是“守文”的劉據集團,與“崇武”的漢武帝集團發生衝突,當兩股勢力矛盾激化到不可調和時,就引發了巫蠱之禍。那麼,巫蠱之禍被撲滅之後,漢武帝有沒有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如何處理劉據和陷害太子的人呢?真相顛覆我們傳統認知。
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經過壺關三老令孤茂、田千秋的上書,漢武帝幡然醒悟,知道劉據“惶恐無他意”,因被江充逼迫,惶恐不安,才起兵誅殺江充,劉屈氂、蘇文、李廣利等人告狀謀反言過其實。於是,漢武帝做了兩件事:一是建思子宮、思子臺,以寄哀思,期魂來歸,天下人聽說這件事後,都很悲傷,二是嚴厲清算當初參與謀害劉據的人,江充滿門抄斬,蘇文燒死在橫橋之上,劉屈氂被腰斬於市等。
然而,只要看一看漢宣帝劉病已的身平,就明白漢武帝沒有對劉據有什麼真正思念,只是利用對劉據的思念來打擊反對劉據的一黨罷了。公元前91年,巫蠱之禍之後,襁褓中的劉病已被收進監獄,公元前87年漢武帝病重,下令將官獄中的犯人不分罪過輕重一律殺掉,包括皇曾孫劉病已,只是因爲忠臣丙吉阻擾勸說,漢武帝此後才大赦天下,在監獄待了五年的劉病已才得以出獄,後爲祖母史家所撫養。
如果漢武帝真思念劉據,爲何不重視劉據唯一血脈?爲何一邊建思子宮,一邊對劉據妻兒、黨羽繼續定罪殺戮?於情於理說不過去,唯一解釋就是:漢武帝性格自私又強硬,是一個薄恩寡仁的政治強人。那麼,連自己血脈都不顧的政治強人,真的會下“罪己詔”嗎?
漢武帝的“輪臺詔”
巫蠱之禍後,漢武帝掀起了大清洗,曾經參與其中的李廣利也沒能逃脫。但公元前90年,李廣利已率領大軍北擊匈奴,人不在長安,於是漢武帝就將李廣利的妻兒逮捕囚禁。起初,李廣利想要立功贖罪,一路猛追窮打,但盲目進軍,以求僥倖,遂揮師北進,深入匈奴,以至遭遇慘敗,7萬漢家兒郎葬送異域,最終李廣利深知回國必死,就此投降了匈奴。
這一次失敗對漢朝和漢武帝影響巨大,漢武帝耗費數十億錢北擊匈奴,卻近乎全軍覆沒,這讓漢朝內部人心不穩,民衆不堪壓迫,甚至發動暴亂,而且大大削弱了漢朝的實力,國庫空虛,漢朝無力經營西域。
在這種情況下,公元前89年漢武帝下了一份詔書,即《輪臺詔》:否決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輪臺地區屯田的提案,並對派遣李廣利兵敗表示悲痛,但同時仍要求各級官員提出補充武備的方法。
輪臺詔是罪己詔?
古代皇帝的罪己詔,說到底就是皇帝自我批評,詔書中一般都要明確表達自己的身上,存在無法推卸的過錯,常用格式語言是《呂氏春秋》的“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全是自己的錯,不關其他人。需要說明的是,帝王的自我批評,古人認爲是從“禹、湯罪己”開始,秦始皇宣告“命爲‘制’,令爲‘詔’”之後,帝王自我批評就變成了“罪己詔”。
那麼,《輪臺詔》是不是漢武帝的自我批評呢?其實,通篇都是漢武帝在推卸責任,字裏行間並沒有什麼悔過,最後還提到要整軍備戰,有以下四點值得關注。
一,《輪臺詔》第一句話是“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說的是有官員上奏,對百姓每一口增收賦稅三十錢,以接濟邊疆費用,這是要迫使老弱孤獨者困苦不堪。可是現在又有人要求派兵到輪臺屯田。
二,輪臺在車師國西邊千餘里,離傳統漢地非常遙遠,漢軍後勤補給問題極爲嚴峻,導致數千人餓死途中。漢武帝說:“朕調用酒泉郡的驢和駱駝馱運糧食,前往玉門關外迎候軍隊。官兵們從張掖郡出發,路途不算很遠,卻還是前後人馬分散,很多人因此滯留不前。”
三,接下來,漢武帝說“曩者,朕之不明”,意思是說在過去,朕不明智,但這種不明智,不是皇帝本人造成,而是朝廷上下官員認爲北擊匈奴是吉兆,甚至查閱周易占卜發現,“皆以爲吉,匈奴必破”,且“卦諸將,貳師最吉(以李廣利爲帥最吉)”,所以朕纔派遣李廣利北擊匈奴,但讓他不要盲目深入。
四,李廣利的兵敗,讓朕內心痛苦,但這時還有人提出輪臺屯田,讓天下人受驚和勞累,這不是優待百姓啊。如今邊塞渙散,士卒生活困苦不堪,烽火陷於荒廢,甚至有人擅自逃出塞外,但竟然無人禁止、無人上報。最後一句,“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最後這句話非常關鍵,漢武帝依然沒有放棄之前的武備。
可見,單純從輪臺詔而言,漢武帝並沒有表現出對過去一切窮兵黷武的悔悟,也沒有反思自己一生過失,與罪己詔的差別很大。因此,《輪臺詔》最多隻是一個“不徹底的罪己監察”,將它看成漢武帝的罪己詔就言過其實了。
更爲重要的是,從後續發展來看,輪臺詔不是漢朝從“崇武”轉變爲“守文”的根本轉變的標誌性文件,最多隻是暫時在西域局部地區的戰略性調整。
首先,提出屯田輪臺的桑弘羊等,一直被漢武帝重用,直到漢昭帝時期桑弘羊還與霍光爭權;漢武帝精心安排的託孤諸臣,不管是霍光,還是桑弘羊、上官桀、車千秋這些人,都一直執行漢武帝的“崇武”政策,並未改變漢武帝定下的國策。
其次,在漢昭帝時的鹽鐵會議辯論中,賢良文學與桑弘羊發生劇烈衝突,桑弘羊強調“君薨,臣不變君之政”,但賢良文學卻一直攻擊漢武帝窮兵黷武,要求改變“崇武”國策,如果漢武帝晚年已經改弦更張,那麼賢良文學還有必要攻擊漢武帝嗎?只要說漢武帝晚年已經改變國策,就能堵住桑弘羊的嘴了,顯然鹽鐵會議從側面證明漢武帝晚年並未改變國策。
學者辛德勇在《從尚功到守文,司馬光如何構建漢武帝》指出,認爲幡然醒悟、洗心革面的晚年劉徹形象是經過司馬光有意塑造的,真相是不改初心:所謂“輪臺詔”,絕不是漢武帝對其“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的追悔,只是總結李廣利和莽通這兩路兵馬軍兵敗的教訓,在審度雙方實力和武備狀況的對比之後,調整用兵的策略,姑且先整頓邊防,積聚財力,以伺機再戰,而不是從根本上轉變用兵於外的政治路線。
其實,如果漢武帝真的改變想法,可能就不是我們熟知的漢武帝了,即便到了晚年,即便錯了,也是一個堅持不認錯的倔強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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