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能容人、用人的原因是什麼？與什麼有關

今天本站小編給大家帶來唐太宗李世民能容人、用人的原因是什麼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封建社會，說白了就是人治;而貞觀年間清明政治風氣的形成，根本原因就在於皇帝李世民個人。你不信?那我舉個例子：

長孫無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子，他先後跟隨妹夫南征北戰、參與玄武門之變、爲貞觀之治獻策獻力，無論在任何階段，他都在崗位上兢兢業業、一展所長。而李世民對他也是無比信任，君臣關係無比和諧。後來凌煙閣功臣錄設立，長孫無忌排名第一，可謂實至名歸。

但在李世民死後，作爲託孤重臣的長孫無忌雖仍爲大唐勞心勞力，但也幹了不少缺德事，比如誣陷吳王李恪，並將其逼死;排擠陷害宗室名將、江夏郡王李道宗，甚至將其流放而死等等。但他的外甥唐高宗李治也不是省油的燈，在武則天的挑撥下，他默許將親舅舅處死，殘忍的君臣關係、親情關係令人心寒。

同樣一個人，爲什麼前後階段表現差別如此之大?關鍵在於皇帝是誰。在絕對皇權時代，皇帝個人的意願，決定了政治是否清明、君臣關係是否和諧。所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任何朝代都有魏徵這樣的忠臣，但不是隨時都有能剋制自己喜好、從諫如流，並能從容駕馭羣臣的明君。若換一個昏庸的君主，魏徵這樣的人可能活不過兩集。

那麼李世民爲何能容人、用人?這與他的出身、經歷密切相關。

李世民出身傳統貴族，本身就具備極高政治水平

李世民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娃，他的父親李淵，繼承了祖傳的唐公爵位;而這個爵位，是當初李淵的祖父李虎跟隨宇文泰四處血戰、靠着實打實的軍功得來的;而往前追溯，李虎是西涼開國君主李暠的五世孫，而李暠自稱西漢飛將軍李廣十六世孫(這個就不好考證了)。並且，李淵的母親是獨孤信之女，而獨孤信還有另外兩個女兒，一個是隋文帝楊堅的皇后，另一個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也就是說，李淵跟隋煬帝楊廣是表兄弟，李世民得喊楊廣爲表叔。

而李世民的母親竇氏家境也同樣顯赫。李淵的老丈人竇毅在北周時位居上柱國，並且娶了宇文泰之女襄陽公主;如果往上追溯的話，其家族源自東漢外戚竇氏，也稱得上世代顯貴。

而在科舉制度誕生以前，中國古代的政治幾乎被權貴門閥把控;而貴族們爲了維持優勢，在家族的教育方面從來都是不遺餘力。比如我們熟知的書聖王羲之，他爲什麼如此優秀?因爲他的家族琅琊王氏壟斷江南士族數百年，在東晉時期甚至輩輩都有人當宰相;所謂的“王謝堂前燕”，第一個就是他家。所以他纔有錢、有時間、有老師去好好練字...

而李氏家族出自北周隴西貴族，在弱肉強食的南北朝時代，爲了保持政權競爭力，這些人世代享受最頂級的教育，還飽受權貴圈政治、文化的薰陶，其個人水平，遠非後世一些白手起家的帝王家族所能比擬。在太原起兵前，劉文靜就曾向他人誇讚李世民“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即像劉邦和曹操。

這一點，就是李世民的天生優勢。

出生軍旅、常年奮戰在第一線，深知江山得來不易

中國古代親自打江山的皇帝不少，但像李世民這樣從頭至尾親臨第一線的比較罕見。他年僅16歲時，應徵救援落入突厥包圍圈的隋煬帝;其後跟隨父親鎮守太原，多年與突厥鐵騎對抗。

而在太原起兵後，那些對大唐至關重要的血戰，基本都是李世民親自指揮的，比如西進長安途中血戰宋老生，平定曾讓唐軍吃了大虧的西秦薛氏父子，擊敗劉武周、收復太原，血戰虎牢關、一戰擊敗竇建德與王世充，討伐劉黑闥等等，在這些戰鬥中，他幾乎每次都在第一線衝殺，甚至多次差點踏進鬼門關。

在冷兵器時代，多年衝殺在第一線，看盡人頭滾滾、血流成河，對人內心的震撼可想而知。飽嘗戰爭艱辛的李世民，深知創業的艱難，也與那些跟隨自己的文臣武將感同身受，並建立起一定的戰友情誼。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李世民從來沒有架空、屠殺功臣，因爲他自己就是功臣中的一員;同時，正是因爲深知打天下的不易，他纔有聽取意見、任人唯賢的主動性。

因此，貞觀年間的和諧君臣關係，主要得益於李世民的個人經歷。而後世的其他帝王，很少有他這種從戰場中浴血奮戰成長起來的閱歷。

李世民與他的臣子們，對隋朝滅亡的教訓刻骨銘心

當初李世民鼓動父親李淵太原起兵，正是看準了楊廣失道、天下大亂;而其後跟隨他們的朝廷文武，大部分是隋朝的舊臣，以及收編自各路起義軍。身爲亂世的親歷者，初唐君臣對於統治失序帶來的巨大浩劫有着深刻體會。在即位後，李世民時常與那些隋朝老臣交流，探討楊廣爲什麼會敗壞其父親楊堅留下的雄厚基業。

隋煬帝爲何會失敗?原因固然有方方面面，但與他憑藉個人出衆才華、剛愎自用脫不了干係。李世民時常閱讀楊廣的書作《隋煬帝集》，看完後發出這樣的疑惑:“看他的文章，處處包含着堯舜之道，但爲啥行桀紂之事?”

而那些隋朝舊臣們的口徑則很一致:“依仗才華，剛愎自用，不聽人言。犯了錯誤自己卻茫然不知。”

李世民不禁感慨：“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名言也是由此總結而來。

此外，他還多次指責手下的隋朝老臣當初爲啥不向楊廣進諫。比如在貞觀元年，他就質問杜淹，當初爲啥不勸阻隋煬帝巡行江都;後者狡辯楊廣聽不進去不同意見。李世民隨後則發出了靈魂三連問：

你知道楊廣聽不進諫言，那爲啥還要在他的朝堂裏混日子?

既然你在他手下領俸祿，那爲什麼不盡忠進言?

如果你說自己當初在楊廣手下人微言輕，那麼後來去王世充那裏位極人臣，卻仍舊不進諫，這又怎麼解釋?

一番轟炸下，杜淹被噎得無言以對，只得表示今後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世民這才轉怒爲笑。

就是在這種危機感之下，貞觀年間纔出現了君明臣直、上下和諧的官場景象。但可惜的是，在李世民死後，自小養尊處優的唐高宗李治逐漸失去了這份危機意識，朝廷中逐漸缺少敢言直諫之臣，大唐的政治風氣逐漸走上了下坡路，直到唐玄宗前期纔再度有所改觀。

說到底，在王權至上的封建社會，由於缺少機制的制衡，若要實現和諧的君臣關係、清明的政治風氣，很大程度上要靠皇帝個人;但個人總有喜怒哀樂，總會有弱點，這也是我國封建王朝總是走不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怪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