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皇帝長達30年不上朝 萬曆皇帝爲何沒有被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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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張差拿着木棍，闖入太子住所，打傷守門太監，還嚷着要刺殺太子。此時，萬曆皇帝已經25年沒上朝了，在羣臣激憤之中，他不得不走出來，見了朝臣。

萬曆皇帝，是明朝的第13位皇帝，即明神宗朱翊鈞。

他是明朝最特殊的皇帝，整整28年沒上過朝。在躲避朝臣的第25年，因爲太子遇刺，他在非常不情願的情況下，出來接見了朝臣。

這個事件，又被稱之爲“梃擊案”，也被稱爲明朝末年的三大疑案之一。

這件事的背景是這樣的。

皇后沒有兒子，萬曆皇帝偏愛鄭貴妃，便要冊立鄭貴妃的兒子，即三皇子朱常洵爲太子。但大臣們都不同意，要求以長子爲尊，應該冊立長子朱常洛爲太子。

明朝的皇帝，都比較聽大臣的意見。

最終，朱常洛就當上了太子。

但沒多久，也就是1615年(萬曆四十三年)，一個叫做張差的人，拿着木棒闖入了太子的住所，打傷了守門太監，還囔囔着要去刺殺太子，最終被太子的近侍逮捕了。

審問之下，張差交代自己是被兩個龐保、劉成兩個人引進宮的，並且交代，只要他拿着棍子打倒一個穿着黃袍的人，下半輩子的吃喝就不愁了。

龐保、劉成，都是鄭貴妃手下的太監。

合理推論，鄭貴妃奪太子之位不成，便想要殺人滅口。

羣臣激憤，大家都開始上奏，要求處置鄭貴妃，以謀殺太子之罪處死。

當時的萬曆皇帝，本來都不想搭理政務，但問題是，這件事涉及到了國本之爭，如果他再不出面，基本上等於釋放信號：我要改立太子!

一邊是寵妃，一邊是太子。

這件事，朝臣們都沒有權限來處理，於是乎，躲避朝堂整整25年的萬曆皇帝，只能站出來處理這件事。

不過，他沒有處置鄭貴妃，還對她說：“你去求太子吧!”

《明史列傳》：其後“梃擊”事起，主事王之寀疏言張差獄情，詞連貴妃宮內侍龐保、劉成等，朝議洶洶。貴妃聞之，對帝泣。帝曰：“外廷語不易解，若須自求太子。”貴妃向太子號訴。貴妃拜，太子亦拜。

而太子一聽，父皇顯然不想要處理貴妃，於是，他馬上表態，不想要大動干戈。

最終，梃擊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過錯全歸到張差和兩個太監的身上。

處理好家務事，萬曆皇帝就開始了自己的表演。

25年沒有上朝的萬曆皇帝，拍了拍太子的肩膀，對羣臣說：“你們放心，太子的地位絕對不會動搖。”

太子也很上道，連忙表示：罪魁禍首是張差和兩個太監，如今已經處死了他們。

連當事人都不追究了，羣臣也沒有道理髮脾氣。

就這樣，一場謀殺太子的大案，就這樣草草解決了。

在任何朝代，謀殺太子都是天大的事，所以，後世很多人猜測，這件事是否是鄭貴妃所爲，亦或者是太子自導自演?

事情的真相，我們已經無從得知。

不過，這樣一件小事，我們也能看出，哪怕25年不上朝，萬曆皇帝依然能夠把朝臣玩得團團轉，依然能夠巧妙實現自己的目的。

由此可知，這個不上朝的皇帝，絕非庸碌之輩。

那麼，問題來了。

萬曆皇帝有手段、有見識、有胸懷，他爲什麼不上朝呢?他不上朝之後，又是如何把控朝政的呢?

作爲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曆皇帝一直以“懶政、怠政”聞名。

但最開始的他，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人。

朱翊鈞6歲被立爲太子，10歲登基爲帝。

登基後的前10年，他一直兢兢業業，在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監督下，天濛濛就起牀，聽儒臣講經，然後學習史書，聽朝臣上奏。

寒冬酷暑，從不間斷。

如果時間停留在這裏，那麼，能比朱翊鈞還要勤奮的，可能只有開國皇帝朱元璋了。

朱翊鈞不僅勤奮學習，處理朝堂也是一把好手。

他大力支持張居正改革，改善明朝經濟，也改良了黨爭的混亂局面。

當然了，隨着年齡逐漸增大，萬曆皇帝對張居正有了不小的意見。

張居正是內閣首輔，皇帝老師，又和司禮監是同盟，儘管不曾危害國政，但在很多事情上常常忽略了萬曆皇帝的感受。

帝王權威是不容冒犯的。

朱翊鈞很不爽，但他沒有發脾氣，而是一次與又一次嘉獎張居正。

太后有時候也會忽視朱翊鈞，因爲每次有大事，太后都會問朱翊鈞： “使張先生聞，奈何?”(取自《明使》)

由此可知，從10歲開始，朱翊鈞就生活在老師張居正的陰影之下。

萬曆十年，朱翊鈞迎來了性格上的巨大轉變，因爲這一年，張居正去世了。

老師去世，朱翊鈞終於可以親政了。

而上臺之後，他性格大變，驟然翻臉，直接剝奪了張居正的一切榮譽，還查抄其滿門。

在朱翊鈞心中，只要清算掉老師張居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帝王權威。

然而，他錯了。

雖然，親政後，他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平定了西北、西南和朝鮮邊境，但他也發現，朝堂上的爾虞我詐，數不勝數。

最初，他清算張居正，本意是想要自己掌控局面，結果，受益的卻是另外一批文官。

這些人，藉着打倒張居正的名義，背地裏謀取自己的利益。

因爲這些人，朱翊鈞對朝堂很失望，也產生了倦怠之意。後來，另外一件事的發生，直接讓他萌生了退意。

這件事，就是立太子之事。

萬曆皇帝寵愛鄭貴妃，想要冊立鄭貴妃的兒子皇三子朱常洵爲太子，可朝臣們紛紛以祖制、國本等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爲太子。

朱翊鈞不願意，但又沒辦法不顧朝臣們的意見。

於是，他選擇了“拖”字解決。

與此同時，勤勉政務的朱翊鈞，也整日開始流連酒色，身體每況愈下。到後來，他直接以身體原因爲由，心安理得地罷朝。

但在羣臣的壓力下，朱翊鈞的“拖”字沒有奏效。

萬曆二十九年，他被迫冊立朱常洛爲太子。

此時的萬曆皇帝，已經進入了完全消極懈怠的狀態。

他的這種怠政治，被後人稱爲“六不做”，即：

不郊，不親自郊祭天地。

不廟，不親自祭祀宗廟、太廟，無視臣民的訴求。

不朝，不上朝，不主持朝廷會議，就算大臣跪宮門也不予理會。

不見，不接見大臣，一般的官員根本見不到皇上，臺省各路官員更是二十幾年沒見過天顏。

不批，不批示大臣的奏章。明朝大臣不輕易上奏，除非有急事。而萬曆皇帝養成了一個壞習慣，將大臣的奏章“留中”。不給批示，事情就完全辦不了。

不講，不參加經筵講席。經筵本來是爲皇帝專門設置的講席，由大學士等人每日爲皇帝講經史，探討治國理念。但這萬曆皇帝連朝都不上了，自然也就不參與經筵講席了。

因爲他長年累月的“六不”作風，朝廷各個黨派林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派別衆多，有的官員位置更是空缺許久。

但即便如此，萬曆皇帝一朝，並沒有讓大權旁落。

皇帝真正的權威，依然掌握在萬曆自己手中。

而這一切，並不是因爲萬曆皇帝多麼厲害，而要感謝明朝的制度。

其一，完善的內閣制度和司禮監製度。

明朝的上傳下達，是通過兩個制度完成的，即內閣制度和司禮監製。

內閣的官員，是由皇帝選派的，負責將向上帝奏報，寫意見，相當於皇帝的智囊團。

一般來說，皇帝不需要自己想解決方案，只需要對內閣官員的意見給出批示就行，也就是所謂的“批紅”。

朱元璋在位時，爲了能夠完成批紅，經常一天工作十五六個小時。

明成祖感覺，皇帝這樣過勞實在不行，就搞出了司禮監。即由翰林院大學士，教會太監識文斷字，然後太監們幫着皇帝搞硃批。

爲什麼非要由太監來做這件事情呢?

主要還是因爲太監的身體特殊，他們沒有後代，容易被人瞧不起，就更能夠忠心爲皇帝辦事。

在這兩種制度下，如果要掌控朝政，那麼這批人不僅要掌控內閣，還需要掌控司禮監。

而這二者，基本不可能達到。

一個是屬於官員外部系統，一個是宮內系統。

一件事情要想通過去執行，就要必須要有批紅和皇帝的蓋印。

因此，雖說萬曆皇帝不上朝，但朝政的上傳下達，他完全可以通過這兩項制度基本控制。

其二，不上朝，不見臣子，不等於不理朝政。

萬曆皇帝不上朝，不怎麼接見臣子，並不等於他不理朝政。

事實上，自從張居正死後，內閣的首輔就出現了頻繁更換的局面，張四維、申時行、王錫爵、王錫爵、沈一貫……

裏面幹不到一兩年的人，大有人在。

首輔頻繁更換，就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真正掌控內閣，最後受益的自然是皇帝。

而且，自從張居正去世後，內閣首輔中就再也沒有人和司禮監混成同盟。

萬曆皇帝，牢牢地把司禮監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如果發生什麼大案子，必須由皇帝出面才能解決時，萬曆皇帝一定會自己站出來主持，梃擊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樣一來，朝廷黨派雖然林立，但誰也沒辦法真正做大，更無法奪走皇帝的實權，真正的大權還是在皇帝自己手中。

只不過，隨着萬曆皇帝不上朝的時間越來越長，明廷也逐漸混亂衰落。

真正的有識之士，對萬曆皇帝的行爲深感失望，接連辭職的不在少數。

萬曆四十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也 “拜疏自去”。

深處朝廷之中的人，經常上奏得不到迴應，官員空缺也沒辦法及時補上，有時候一個縣令要當兩個用。

《明史》：“至是六科只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與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萬曆四十六年，當努爾哈赤征討大明王朝，明軍潰敗，萬曆皇帝依然不管不顧不上朝，沉醉在他的花天酒地之中。

也正是因爲他，大明王朝活生生由盛轉衰，走向了滅亡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