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菊藕最後是怎麼死的?李鴻章之女李菊藕生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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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菊耦,合肥東鄉人(今合肥市瑤海區磨店鄉祠堂郢村人),李鴻章之女,1888年嫁給清末大臣張佩綸,是現代著名作家張愛玲的祖母。
嫁張佩綸
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時任船政大臣的張佩綸在與法國軍隊的海戰中兵敗閩江,被遣戍口外,釋還後入李鴻章幕,在當時的天津府邸,時光緒十四年的年末。據他的《澗於日記》記載,被遣戍口外的次年,即光緒十二年(1886年)的三月初九,接到家書,他的妻子邊氏夫人(小字粹玉)已於頭一天病故。他處境之惡、心境之痛是可以想見的,而李鴻章能在這樣的關鍵處收留他,也是難以想象的。故他在《澗於日記》中,凡提及李鴻章,均稱“合肥師”,以地望而加之以“天地君親師”的“師”,那是最崇仰的尊稱了。
至於張佩綸是如何得到李鴻章愛女李菊耦的芳心,並獲李鴻章及夫人趙氏垂愛……在他本人的《澗於日記》中未見絲毫記載,而“菊耦”的名諱在《澗於日記》中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光緒十五年己丑(公元1889年)正月初五日。這天,恰是李鴻章66歲生日,爲避客“效阮傅茶隱,與趙夫人及餘、菊耦清談”(在舊時代,凡世家名人都不輕易讚揚生日壽誕,稱之爲“躲生”,可免去送禮宴請等俗套)。李鴻章的生日避客,只和夫人、女兒及張佩綸品茗清談,《澗於日記》在這之後的十二日略記有“與菊耦略話家事……”二十五日則“與菊耦作賀儀,師(指李鴻章)賞《紫繮詩》”。五月端午節那天記曰“自甲申後,餘從未能從容過(端)午節也。午後與菊耦清談良久……”概言之,幾無日不記“菊耦”之名,不勝枚舉矣。二人遂結爲夫婦。
《越縵堂日記》對此事是這樣記載的:“戊子十一月七日,合肥使幼女嫁張佩綸。張年四十,已三娶;幼女年二十,敏而能詩,合肥愛之。張入合肥署用二品頂帶,合肥行數萬金請於奕譞,謀以道員簡放。慈禧惡其閩江之敗,未得行……”
婚姻儘管披上了政治的袍子,可兩個人的感情生活倒是美滿篤實。可張佩綸心裏明瞭,一旦成爲李鴻章的女婿,並非增進仕途復起的資本,反而設置了一塊巍然的攔路石。他曾告訴時爲張之洞幕僚的樊增祥:“不婚猶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親之列,則合肥之路斷矣。”——當時樊增祥是代表張之洞與李鴻章攀交情,因爲李一向看不起張氏,鄙其爲“香濤(張之洞字)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張之洞由兩廣調任兩湖,深恐孤立無援,刻意接納李鴻章,求助於老友張佩綸從中拉攏。所以樊增祥得以過訪張佩綸,並記其在李家的景況:“幼樵識見之明決,議論之透快,其可愛如故。吾師(指張之洞)何妨招其遊鄂,縱不能久留,暫住亦復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極,郎舅又不對(小合肥欲手刃之 ),絕可憐也。”
而時人大多對此並不理解,惡語中傷甚至加以醜化的亦爲不少,下面例舉了當時人對此事的記載:
一、陳灨一《睇向齋祕錄》
張(佩綸)以馬尾之敗褫職,李合肥雅重其才,延之入幕。有愛女年近不惑,猶閨中待字,因使執贄焉。女公子詩文俱佳,師生時有唱和。一日合肥詣書齋,張對之曰:“女公子不櫛進士也。”合肥笑容滿面曰:“師譽弟子逾量,吾女曷敢當此。”時張年將花甲,續絃之念甚熾,同時於晦若侍郎,以蹇修自任,致詞合肥,合肥欣然諾。張乃剃鬚納采,由西席爲東牀。(見陳灨一:《睇向齋祕錄》)
【按:陳氏的晚清民國筆記大多可信,惟此條錯謬出奇:一、張佩綸是李家的西席不假,所教授的學生卻非李小姐;二、李小姐被謠傳爲“老姑娘”不假,卻非年近不惑;三、那時張佩綸更不是“年將花甲”,算上他塵世一生,也才五十有半。】
二、劉體仁《異辭錄》
養老女,嫁幼樵,李鴻章未分老幼;辭西席,就東牀,張佩綸不是東西。
後先判若兩人,南海何驕,北洋何諂;督撫平分半子,朱家無婿,張氏無兒。
中堂愛婿張豐潤,外國忠臣李合肥。
三、樑鼎芬《萇楚齋續筆》
樑鼎芬有詩云:簣齋學書未學戰,戰敗逍遙走洞房。
琴瑟和鳴
張佩綸舊藏有定武本《蘭亭帖》,且有阮元手書於道光二十四年的題跋;李菊耦“酷嗜《蘭亭》”而家藏神龍本《蘭亭帖》乃乾隆三十四年進士王秋坪原藏,帖後有翁方綱手書於嘉慶辛酉長文《神龍蘭亭考》,如今合二爲一,可謂二美具,彌足珍貴。李鴻章特親筆書“蘭駢館”三字橫額“懸之閨中”,這應爲張、李締姻的明證,也是茲後署名張佩綸爲自己的日記署名爲《蘭駢館日記》的緣故(張佩綸的《澗於日記》是分階段而各有標名,如“葆石齋日記”“簣齋日記”“出塞日記”等,唯光緒十六年庚寅(公元1890年)以後則標之爲“蘭駢館日記”,以後再未更改過)。
而且張佩綸此後再提“菊耦”,往往稱“內人”或“內子”,如光緒十八年壬辰四月初三日“晴,午後陰,夜聽內人彈琴”;十二月十五日“晴,在蘭駢館半日,與內人茗談遣悶而已”,不贅舉。其夫婦閨房琴書之樂,與宋代趙明誠、李清照相比較,亦不少讓。從《蘭駢館日記》中不時記有夫妻間相互唱和“聯詩”等即可以坐實。所憾恨者,《日記》中只記事而不具錄其詩。晚清民初筆記,嘗語及李鴻章幼女李菊耦有《綠窗繡草》,應該是她自錄存的詩詞原稿,惜未見刊刻傳世。《孽海花》小說中借張蔭桓之口紹介的《基隆》兩首七律,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說這詩竟還是張、李聯姻的媒介。
勇立新說
光緒十五年己丑五月二十一日,張李夫婦倆閱宋人筆記《清波雜誌》而及北宋理學家胡瑗的“嫁娶說”,也即今天的所謂“婚姻觀”吧。胡瑗的觀點是“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若吾家”。閱後,菊耦大不以爲然,批之曰:
“此矯世之言也,非聖賢之言也。夫其所見似與世之求援系者稍異,然充類盡致則貴家之女將無可嫁之士,而貧士可以乞丐之女爲妻矣,豈理也哉!夫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若吾家,第以防其驕而亡。其婦女平日若教以三從四德,何至入門而驕其尊,傲其夫婿哉!不清其源,治其本,而於姻戚之家斤斤計較其貧富貴賤,所以似高而實陋耳。”
這段話中,只將“三從四德”改爲“讀書明理”,那麼即便放之四海亦稱實用。最後,她歸總一下,說:“勝之一字,包孕無窮,或其德勝,或其才勝,均可。而娶婦以承宗祧,正宜講求門第族望,詎可草草!今安定專就勢分論之,殆非古人婚嫁之法耳。”
【按,胡瑗,字翼之。以世居安定(今甘肅寧夏一帶),隨父任官而生於江蘇泰州。他以教書爲業,講“明體達用”之學,開宋代理學先聲。范仲淹曾力薦,故景祐初,宋仁宗接見於崇政殿。也即是說,他既無官階級別並亦無職稱,乃“白衣對崇政殿”。北宋慶曆中振興太學,朝廷明令以他的教授法爲“太學法”。著名的“程朱學派”的程頤對胡瑗禮敬崇仰備至,雖然曾從學於周敦頤,往往稱字曰“茂叔”(周字茂叔,號濂溪),而於胡瑗則非“安定先生”不稱也。這即菊耦所說“安定專就勢分論”,也仍含敬義。胡瑗逝後,宋神宗嘗問“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回答道:“……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指胡瑗)當寶元、明道間(均爲宋仁宗時年號)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聖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可比也。”說這話的時候,正是王安石行“熙寧新政”之際,廷對者不知何人,應爲胡瑗弟子無疑。即說明胡瑗逝後,其學術地位無可動搖。唯有這“嫁娶說”遭人詬病,《清波雜誌》的著者就在這則筆記的末尾以小字注曰:“見老先生言,安定爲此說必有謂,豈其男女婚嫁用此說皆得所歸而然歟?”表示了懷疑。清代馮班對此說不以爲然,見《鈍吟雜錄》卷一,不具錄。似都沒能如菊耦之說取道以正,能盡事理,對於今天時俗的婚姻觀念也不能不說是很好的參照。】
討論歷史
據《澗於日記》,光緒十七年辛卯正月初九日,全家促膝品茗閒話,偶及明代永樂朝的舊案。李鴻章認爲明成祖朱棣是高麗石貢妃所生,而女兒李菊耦斷然判爲“高皇后所生”。這頗讓張佩綸爲難,一邊是恩師加岳丈,一邊是愛妻。不過他的表態也頗有意思,原書記載道:“餘曰:皆有據。”
【按:修於明代天啓三年的《南京太常寺志》,有清初朱彝尊的長篇跋文,其中引了明末談遷的《國榷》及《棗林雜俎》,雲孝慈高皇后無子。按《棗林雜俎》義集“彤管”第一則的標目即“孝慈高皇后無子”,文中又明言“石貢妃生成祖文皇帝”雲。這應是李鴻章的主要根據。不過,據《太常寺志》,殿中設高皇朱元璋和高皇后的正位,其左邊爲生子之五妃,右邊則僅高麗石貢妃一人。在京郊明十三陵的“長陵”,也即明成祖朱棣的陵墓的陵闕上大書“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明史·成祖紀一》開篇即曰:“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洪武三年封燕王”云云。張佩綸的“皆有據”誠所謂持兩端,而菊耦之論,則以正式文件爲準,大約不差。修《明史》的總裁張廷玉,是清代前期重臣,比朱彝尊年歲要晚三十四年,上面提及的資料文獻他不可能沒有過目。誠若《澗於日記》所說,“史局初竣,嘗質諸總裁。前輩總裁謂:宜依實錄之舊”。像這類問題,史家似沒有必要避什麼諱的。】
敢於質疑
光緒十七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天朗氣清,李鴻章對女兒女婿又有賜贈,是明末漸江和尚的畫冊,有張芑堂的手書題跋。《澗於日記》是這樣記載的:“午後,與菊耦展舊藏畫卷觀之。菊耦以法黃石所畫《海市圖》及詩雄闊可愛。餘則以《桃源》一幅爲佳,笑曰:吾實畸人,卿其虎女也。”從鑑賞的視點看,雖然是各有偏好,但我們萬勿遺忘“細節”的重要,張佩綸以“虎女”界定之,更顯其超卓不凡。
同樣是在這天的日記中,還記載了夫妻倆談及宋代“燭影斧聲”的千古懸案,即宋太祖趙匡胤死後,由其弟趙光義繼位,史稱宋太宗。是手足情深還是弒兄篡位?要想從傳世文獻或史籍中找到明確答案實爲徒勞,正史之外可資參考的筆記、考證也不在少數,但都無確證。可李菊耦卻斷言:“太宗直弒耳!”且看她的剖析:
“以《春秋》之法,必書“弒君”明甚。何以言之?《通鑑長編》宋皇后夜召德芳(按,趙德芳爲皇子,宋皇后所生),繼恩(宮內大太監)以太祖傳位晉王(即趙光義)之意素定,乃徑趨開封召晉王。王猶豫不行,繼恩促之。(皇)後見(晉)王愕然!遽呼“官家”(按,古稱皇帝,如《水滸傳》就有稱“趙官家”的)。據此即見瑕隙。夫太祖果欲立弟,何當時寂無一言?然則帝自遺命立子,而晉王陰結宦官直入,突然奪之孤寡,其後乃以“金匱”之說愚天下耳。宋後之喪不成,德芳、德昭之死,其無兄之跡已不待書而自顯,初何煩考《湘山野錄》哉!且以湘山之說證之,則是夜帝本無疾,忽焉而崩,尤可疑怪。《穀梁》謂鄭伯克段,處心積慮成於殺。太宗本建陳橋之策(按,指公元960年陳橋驛兵變,趙匡胤被擁戴爲皇帝建立宋朝),導兄以不臣,旋即報兄以不弟。蓋代周之日,兄已顯而己尚微故,如商人之讓於惠公。及海內小康,威名已立,則弒其兄殺其子而代之,視齊之武成等耳,亦處心積慮而成乎殺者也。宋臣文字緣飾彌縫,使弒兄之罪不彰,均不足據耳。”
【按:有關這一歷史積案,自北宋以後就有不少記載和議論。如北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第39則,袁文《甕牖閒評》卷八第10則,釋文瑩《湘山野錄·續錄》第15則,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太祖開寶九年》,明代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十“金匱之盟”,清代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八……不勝舉,故亦不具錄,因爲總覺諸家筆下把捉不定,難於定讞。再細讀李菊耦的這一番話,有若庖丁之解牛,令人豁然而通,恍然而悟,遂使千古之迷障豁然開朗,稱其卓識,當不爲過譽。張佩綸心悅誠服地稱許說:“卿竟如老吏斷獄,識力甚辣……”要知道,她當年不過23歲的青春女性。】
手稿被竊
張佩綸的《澗於日記》最末的《蘭駢館日記》截止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即公元1895年。因有人在京彈劾李鴻章“容留罪臣”之罪,李菊耦隨夫張佩綸遷出天津府邸往南京安家。她的手稿如《綠窗繡草》等,在從南京往上海的旅途中置於隨身小箱籠內遭竊,是偷兒誤以爲有金飾珍寶,時在辛亥那年。這一情節大約是從鄭逸梅老先生的筆記中讀到過,無從查對,聊備一說而已。
丈夫張佩綸晚年由於官場失意,常自稱“生不如死”,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殘生。這種情緒對李菊藕是很有影響的。父親李鴻章寫給女兒李菊藕的家書裏,總是勸她要開心一點,其文雲:“素性尚豁達,何竟鬱郁不自得?憂能傷人,殊深惦念,聞眠食均不如平時,近更若何?”……老父親殷殷之言,令人感慨,但卻收效平平,李菊藕後來在親戚間有孤僻的名聲。
李菊藕的父親李鴻章於1901年病逝,李死後一年多,張佩綸也於南京逝世。他遺下一子一女,大的7歲,小的才2歲。男孩就是張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女孩就是張愛玲的姑姑張茂淵。
李菊藕37歲守寡,心有慼慼,終日致力於閉門教子。“打小就盯着兒子張志沂背書,三爺背不出書,打呃!罰跪。”這是老女僕的回憶,李菊藕的嚴厲取得了成績,多少年後,張志沂還能將古文時文甚至奏摺倒背如流,無事時在家裏繞室詠哦,末尾處拖了長腔,一唱三嘆地作結。除了學問,李菊藕在思想意識上也對兒子嚴格管教,紈絝子弟在一起,明裏暗裏比拼鮮衣怒馬,然而她教導兒子要莊重樸實、穿着得體,常給他穿顏色嬌嫩的老式衣服,滿幫繡的花鞋,並沒有一絲時尚的行頭。
晚年的李菊藕染上了肺病,於1912年病逝上海,時年四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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