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異的飯局：皇帝賜宴卻不給筷子 重用或賜死？

漢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農曆戊戌狗年。某日，皇帝劉啓在皇宮召見前帝國丞相周亞夫，討論了近期的一些國事之後，皇帝留周亞夫共同進餐。

據說也就是這一頓飯，決定了一代名將周亞夫的生死——

漢代實行分餐制的，用餐時席地而坐，每個人面前擺放一張案几，放着各自的飯菜以及餐具——“箸”就是筷子。周亞夫正是在用餐時遇到了一點麻煩。他的餐桌上，只有一塊大肉，既沒有按規矩切成碎肉，又沒有放筷子。周亞夫奇怪了，他以爲是工作人員的失誤，臉上立刻顯露出不悅的神色，轉頭向管酒席的官員討要筷子。周亞夫畢竟是思想比較簡單的武夫，他沒注意到皇帝奇異的表情。

皇帝劉啓冷笑着說：“這讓你覺得不滿意麼？”

據說劉徹（漢武帝）當時也在場，這個小孩目不轉睛地看着沙場上處變不驚的一代名將周亞夫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樣子。周亞夫確實不明白，他只是聽出皇帝的語氣有些譏諷不滿之意，但是爲什麼呢？難道因爲他討要筷子？

周亞夫只好摘下帽子，告罪請退，得到皇帝許可，便快步退出去了。皇帝劉啓目送周亞夫離去，說了一句話。“這個憤憤不平的人，將來能事奉少主嗎？”

少主，指即將繼承皇位的劉徹。這頓飯顯然是皇帝劉啓的預先設計，如果周亞夫表現出恭順姿態，皇帝也許會考慮讓他做劉徹的輔政大臣。反之，這頓飯就成了周亞夫的奪命索。

所以這其實是一頓比鴻門宴更驚險的宴席，鴻門宴上，至少劉邦是有所防備的，而這一次，周亞夫完全懵懂無知，終於身陷死亡陷阱而不明就裏。

回顧周亞夫的崛起，要追溯到細柳事件。時爲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漢帝國邊關燃起烽火。爲抵禦匈奴，文帝動員了六路大軍，其中有一路駐紮在細柳，指揮官就是周亞夫。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記載說，漢文帝親自視察部隊，先到霸上和棘門兩軍，皇家車隊，長驅直入，毫無阻攔。將領們下馬迎來送往，對皇帝無微不至的慰問感激涕零。然而到了細柳軍營，士兵個個身披鎧甲，磨利兵刃，把弓拉滿，如臨大敵。皇帝的開道使者到達，門都不讓進。

開道使者說，皇帝就要到了。軍門都尉居然回答：“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什麼意思，就是說這裏是周亞夫的地盤，只有他說了算。不久，文帝到了，也不能進。文帝也不發怒，而是派使者拿着符節傳旨給將軍說：“我要進去慰勞部隊。”

周亞夫這才傳下命令打開營門。然而對皇帝的冒犯並未到此爲止，管營門的軍官還對文帝隨行的騎士說：“將軍有規定，軍營內不準騎馬奔跑。”到了中軍帳，周亞夫手執武器，也不下跪，彎彎腰鞠了個躬對皇帝說：“因爲身穿甲冑，不能下跪，請求用軍禮相見。”

皇帝點點頭，俯身扶着車廂前面的橫木行致敬禮，並派人示意說：“皇帝敬勞將軍。”

左右都以爲周亞夫這下要穿小鞋了，誰知道皇帝感嘆說：“嗟乎！此真將軍矣。”

這就是漢文帝的氣度，換作他老爹劉邦或兒子劉啓，周亞夫必死無疑。爲什麼？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這不是造反麼？

文帝是真的賞識周亞夫，他在病重彌留之際，囑咐兒子劉啓：“關鍵時刻，唯有周亞夫可以放心使用。”

公元前154年，七國叛亂爆發，劉啓想起老爹的話，升周亞夫爲太尉，主持平叛軍事。當時叛軍正在猛攻樑國，樑王向周亞夫求援，十分焦急。周亞夫卻按兵不動，即便是景帝下詔，周亞夫還是不爲所動。

“周亞夫在想什麼？昔日真將軍，難道變成了膽怯無能的怕死鬼？”

周亞夫有自己的想法。吳楚叛軍一鼓作氣，勢頭很猛，如果漢軍此刻出戰，正中叛軍下懷，一旦有失，不但樑國不保，整個崤山以東都危險了。所以，周亞夫的計劃是避開叛軍的鋒銳，反正樑都城池堅固，一時也攻不下來。在叛軍士氣衰竭之時，周亞夫便可截斷叛軍糧道，逼其不敗而退。

果然，吳楚叛軍求戰不得，供給線又被切斷，士氣低落，迅速崩潰。不消三個月，叛亂就被周亞夫平定了，然而周亞夫與樑王卻從此結下心結。因母兄寵愛而驕縱的樑王劉武思維完全以自我爲中心，他並不考慮周亞夫有何奇謀良策，只記得此人在自己危難之時沒有及時救援，從此記恨在心。

而皇帝打算廢除太子劉榮時，周亞夫竭力勸阻，更成爲劉武、劉徹兩大謀奪繼承權的實力集團的眼中釘、肉中刺。

周亞夫爲什麼力保劉榮？不得而知，似乎兩人並無利益聯繫，或許以周亞夫耿直的性格而言，力保劉榮只是因爲周亞夫認爲：這個孩子並沒有犯錯，爲什麼要廢黜他。

於是，周亞夫在功盛臻極後陷入政治漩渦。沙場之上，周亞夫可以做到運籌幹帷幄之中, 決勝於千里之外，到了官場上，耿直的老周卻成了一個天真的孩子。可見官場鬥爭實在是比沙場廝殺更險惡更復雜的迷局，火線英雄周亞夫陷入漩渦，不能自拔（這纔是周亞夫倒黴的真正原因，大肉之餐只是表面原因而已）。

大肉之餐後不久，皇帝劉啓便對周亞夫下手了。突破口是在老周的兒子身上找到的。老周的這個兒子確實不成器，老爹沒死，他已經在準備老爹死後的陪葬品了，他尋思着老爹是一代名將，要找點符合身份的陪葬品。所以向有關部門購買了報廢的盔甲、盾牌500個，找搬運工運到侯爵府。老周的這個兒子袖裏揣着大塊的金銀，卻剋扣搬運工的工錢，可憐那些搬運工幹得一身臭汗，氣憤之下，向司法部門舉報。

原來老周的這個兒子的這次購買行爲完全是私下的非法交易。於是，東窗事發，並不知情的老周也一塊牽連，下了大牢。老周心想老子立下這麼大的功勞，你爲這麼點小事就和老子計較，憤怒至極，面對法官，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哪曉得皇帝劉啓已經決心致他於死地，下令周亞夫到廷尉那裏報到。

廷尉責問：“君侯想造反麼？”

老周說：“臣買的是殉葬品，爲什麼說我造反？”

廷尉的話頗意味尋常：“君侯就算活着不造反，死了也要在地下造反！”

老周知道沒道理好講了，絕食五日，嘔血而死。

周亞夫之死，就律法角度而言，是一種有罪推定。中國歷史上有無數個周亞夫，他們所面對都是“已經認定你有罪，審問只是爲了口供”的殘酷現實，因此即便他們無罪，也無法解脫冤獄。1789年，法國人通過了著名的《人權宣言》，其中有一條說：“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爲犯罪以前應推定爲無罪。”法律的無罪推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礎之一。周亞夫的悲劇，是權法勾結的產物而已。

從政治鬥爭而言，周亞夫的死，宣告劉徹登基的最後一個障礙掃除，大漢帝國曆史上一個嶄新時代——武帝時代即將到來。這是一個被無數後人歌頌的時代。儘管生活在當時的百姓們或許會認爲，逝去的這幾十年，特別是正在遠離記憶的文帝時代，纔是真正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