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奕訢因什麼被慈禧太后踢出了權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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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春三月的北京城,卻被一場“倒春寒”所籠罩。突如其來的政治批鬥,將大清國“總理”、恭親王奕訢推向了風暴的中心。代行國家元首職能的慈禧太后,堅決要求恭親王下崗。
這是1865年,距離慈禧與恭親王戮力同心,一舉粉碎以肅順爲核心的顧命大臣集團,僅僅四個年頭。雙方把政治盟誓寫在了年號“同治”之上,但這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如今面臨着嚴峻的挑戰。
北京,乃至全中國、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難“同治”
這場風波來得似乎有點突然。
這年3月31日,“翰林院編修”兼“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上了一道奏摺,指控恭親王奕訢 “攬權納賄、徇私驕盈”。蔡壽祺此時的官職,類似大清中央辦公廳的中級幹部,兼國家通訊社的高級記者,有撰寫“內參”的權力。中國官場上,筆桿子從來就是投槍與匕首,有時甚至比槍桿子還管用。但蔡壽祺居然敢炮轟當朝總理,莫非真是書呆子犯了痰氣?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國家機關混到高級筆桿子的級別,蔡壽祺當然有幾把刷子。大清官場如賭場,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愛拼纔會贏。風險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買入政治原始股。垂簾聽政的兩宮太后,只是名義上的代理國家元首,實權都握在恭親王手中,太后們的確如同乏人問津的冷門股。蔡壽祺逆市操盤的算盤打得並不壞:恭親王乃當朝顯貴,投懷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長隊,與其錦上添花,不如給另一家雪中送炭,燒燒太后的冷竈。何況,如今已經熬過了太平天國的內亂及英法聯軍的外患,也不怕窩裏折騰一下了。
慈禧太后當然明白,權力爭奪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蔡壽祺一搭臺,慈禧太后趕緊唱戲,並且雷厲風行,兩天內就宣佈將恭親王“雙開”:“革去一切差使,不準干預公事”。
這一聲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場在省過神來之後,立即反彈,無論王公勳戚,還是文武百官,紛紛請願,強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總理恭親王。各方博弈了一個多月,恭親王終於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無以自容”,做了違心的自我檢討,深挖思想根源,靈魂深處大鬧革命,慈禧則收回成命,歸還了這位前政治盟友的幾乎所有烏紗帽,但依然去除了“議政王”的頭銜。
在一片和諧至上、理解萬歲的歡呼聲中,這場持續了39天的政治風波平息了。大清政壇終於換了老大,牝雞司晨的新時代開始了。
“風暴中的蘆葦”
4月18日,風波還在進行當中,《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駐華記者就發出了報道,將其稱之爲一場“革命”,認爲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詳細介紹了風波過程後,《紐約時報》發出疑問:在恭親王的治理下,統治中國的這個少數民族政權保持了穩定,贏得了持續發展和國際信任,內政外交方面日漸理順,如今風雲突變,“新朝代的黎明是否會蒙上朝臣內訌和內政紛爭的陰霾呢?”
在提到恭親王的妥協時,《紐約時報》將其形容爲風暴中彎折的蘆葦,甚至在風暴尚未來臨前就已經屈膝。無獨有偶,長駐北京的另一位美國人、38歲的傳教士、同文館教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6月1日爲《哈潑斯》(Harpers)雜誌寫的文章中,也將恭親王形容爲暴風雨中彎折的蘆葦。這位日後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的首任校長,憂心忡忡地說:“斯巴達曾經在兩位國王的共同統治下實現和諧,羅馬也曾在兩位執政的共同領導下走向成功,”如今,恭親王已經被打倒,獲得勝利的這兩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領導好中國嗎?
作爲改革與開明的代表,恭親王的落敗被西方普遍解讀爲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動。而在後世中國的主流史學者們眼中,這一風波也成爲慈禧太后弄權的一大罪證。恭親王當然不是蔡壽祺所指控的“權奸”,但平心而論,他毫無疑問是“權臣”。“君子無罪、懷璧其罪”,整天與最高權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來嫌疑也是幾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恭親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實的“周公”,他的政治命運三起三落,受盡猜忌,其背後原因無非是:在最高權力的臥榻之側,他發出的鼾聲實在太過於響亮了。
西方人或許不會完全明白,在風暴中低頭,這與其說是蘆葦的屈服,不如說是蘆葦的生存之道。烈風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長的,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參天大樹。儘管幾番沉浮,恭親王卻一直是同治、光緒兩個時代最有勢力和實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線、三線,他的影響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內政外交。那些在日後的史書上遠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無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從官場的刀光劍影中倖存下來,而他大力提倡、呼籲並身體力行的改革,不僅體現在30年的經濟改革(“洋務運動”)中,也體現在隨後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親王的“蘆葦”個性,也證明了政治學的一個常識:權力既不是職位,也不是頭銜,而是影響力。一介布衣、一個“羣衆”,只要有足夠的影響力,照樣能呼風喚雨,甚至左右政局,後世的李鴻章、袁世凱等等,也都幾起幾落,卻在任何時候都能成爲旗幟與方向
被湮沒的舵手
當然,蘆葦畢竟只是蘆葦,而非參天大樹。
在這場風波中,本是參天大樹、亦有資本可繼續成爲參天大樹的恭親王,最終選擇了成爲蘆葦的命運。風波持續39天,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就顛顛地去做檢討,這足以證明他內心的痛苦掙扎。可惜我們沒有足夠的史料,來還原他當時的心態:是顧全大局還是愛惜羽毛?是厭倦內鬥還是害怕對抗?
從此,恭親王從“同治”公司的締造者、合夥股東降級成爲職業經理人、高級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這是個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個優秀得幾乎無懈可擊、小心謹慎得無可挑剔的人,這種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點。曾經風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讓聚光燈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後面的簾子上,在展現超強行政能力和經濟管理能力的同時,展現了萎靡得如同太監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軟,奠定了一個操盤手、一個管家、一個技術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謹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脫生前被清洗、身後被注水的命運。由恭親王倡導、推動並親自操盤的大清改革,無論深度、廣度還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謂前無古人、後少來者。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恭親王主導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救亡與啓蒙、禦侮與內治、穩定與發展、效率與公平、擴大執政基礎與維護執政地位等等,舉凡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無一不是在他保駕護航下得以出臺、推進,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無一不是在他保駕護航下得以保全、發展。但是,因爲現實政爭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樞”、恭親王被逐出權力中心後,他作爲“老二”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長期的、持續的、人爲的矮化、淡化及邊緣化。
慈禧太后顯然更樂於讓恭親王的親密戰友、屬下、學生李鴻章,裝點改革的門面,這不僅是因爲“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偉身高和“看見紅燈繞着走”的機智靈便,更因爲李鴻章無論獲得多麼崇高的地位,也還是安全、可控的。
當李鴻章被當時的國際社會普遍看做中國改革的旗手時,人們似乎忘記了,在恭親王指揮的航船上,李鴻章只是一個槳手而已;當後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鴻章是大清改革的總設計師時,人們的確忘記了,在恭親王的設計工作室內,李鴻章只是個描圖的學徒而已。而進入民國之後,隨着整個晚清歷史被有意識地妖魔化,恭親王更被忽視。
恭親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後海邊上,如織的遊人中,多是來此瞻仰和珅故居,沾點財氣與福氣,很少有人關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關恭親王的電視連續劇,雖然有名角壓陣,似乎並沒受到票房待見,“一生爲奴”的標題略顯刻薄,倒也還算符合大多數人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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