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何說韓非的厚黑學無人能及,厚黑術卻不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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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大的毛病就在於念念不忘政治。於是乎就在紙上屠龍,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有政治上的微言大義。搞政治時就改不了這種毛病,以爲跟寫文章是一回事。只會引經據典作長篇大論或者上萬言書,對現實中的人性、利害關係與權力結構一無所知。或者是雖然有所知曉甚至極爲精通,卻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到處推銷,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壞。結果或者身敗,或者名裂,甚至身敗而兼名裂,連本該收取的知識專利費都泡了湯。中國戰國時代的傑出的思想家韓非悲劇性的政治命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
教猱升木,養虎噬人。那些自以爲是、一意孤行的書生們真乃愚不可及!古今中外,凡是在思想上崇尚現實主義政治的觀點,卻看不清現實政治鬥爭本身,又缺乏政治心計與手腕,因而在政治鬥爭中慘遭失敗的知識分子,無一不遭到後世的辱罵與誤解。作爲純粹的思想家的尼采,他的悲劇也是如此。他被納粹分子當成了精神偶像,被世界上的芸芸衆生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地唾罵。其實就尼采本人來說,又何曾有過一絲一毫的種族主義與擴張主義的思想?
縱觀中國歷史,君主有權無限縱慾,臣子百姓們只有惟命是從的傳統保留節目每一朝每一代都在上演,人們從來就樂此不疲。韓非不過是將這種專制制度下的普遍的政治行爲模式加以理論化罷了,並沒有做出什麼真正出格的事情,後人又何必對他們視若寇仇呢?敢於做壞事的人不受譴責與傷害,只是研究瞭如何做壞事的人卻身敗而名裂,這樣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學術上都是不夠絕對公正吧?
現實中利害關係衝突與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原本就是一種客觀存在與客觀規律,並不需要人們去發現論證後才發揮作用。知識分子發現了那些大祕密後,便大聲嚷嚷,希望引起人們的注意與贏得社會的讚美,這實在不是一種明智的行爲。統治者一般都是相信,“邦之利器,不可示之與人。”何必對這些學說推崇備至,讓天下人都知道了自己的內心深處的奧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隱真示假,爲而示之不爲,能而示之不能,這是統治者的不二法門。再加上統治者們一貫假仁假義,怎麼會將那些戳穿一切道德僞裝的大實話奉爲神明?他們害怕會因此而損害了自己的公共道德形象,危及自己的統治的穩定與合法性。
統治者自有家傳祕學與天賦,怎麼要這些只會生搬硬套的教條主義者來教?表現得比統治者還高明,恃才傲物,目中無人,這一向就是政治上的大忌。對於統治者來說,需要的只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指揮起來得心應手的愚忠之士或者無恥之徒,並不需要直諫之臣或者王者之師。統治者的統治手腕都是講究恩威並用,軟硬兼施,力求將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整得服服帖帖,老老實實地爲我所用。知識分子一門心思想做王者師,完全是一廂情願!
韓非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稱按照某某標準或某某法令這個應該殺頭,那個應該斥退,其實只是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並沒有針對具體的人。但是言者無意,聽者有心,韓非這樣說難免不會被某些人理解成爲採取某些行動的先兆了!在人們尤其是既得利益者的習慣性思維方式中,言語就是行動的前奏。韓非的那些公開的言論已經等於是把自己的公共形象定義爲貪官污吏、庸碌無能之輩,靠裙帶關係與阿諛奉承來博取富貴之徒的嫌惡者與剷除者了,這豈不是自尋死路?那些既得利益者爲了個人的私利可以不顧一切,公共利益與國家安危根本就不會關心,誰敢反對他們將遭到無情的打擊,距韓非生活的時代不遠的改革家吳起的悲慘下場還不能夠警醒他嗎?即便沒有李斯的嫉妒與陷害,根據韓非的個性與行爲模式,最終也難逃一死。
宦海風波可以吞沒一切,仕途原來是如此曲折與兇險,這樣我們才能夠對那些有滿腔報國之志與濟世之才卻因爲個人小節而遭受誤解的政治家抱有同情的理解。他們不得不自污其行,對那些奸臣們虛與委蛇,爲的是獲得爲國盡忠的機會,免得打草驚蛇,四面樹敵,以致遭受奸臣們的嫉恨與陷害。一個人要是一點慾望,一點缺點都沒有,別人還怎麼來利用你,跟你合作?最高統治者怎麼能夠馴服你,讓你爲之賣命?完美的品行在理論上是統治者的專利,一個人要是汲汲於這方面的修養,恐怕會被統治者疑心爲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吧!
韓非在他的著作中寫了一些“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的理論,卻沒有能力來實踐,只能寄希望於別人的賞識與推行,這樣等於就是將自己的生死榮辱都統統掌握在別人的手中了。要是自己有足夠的權勢來推行自己的主張,那些正人君子們倒不會抱怨與攻擊了。中國人不分古人與今人在現實利害關係與力量對比方面都是極爲清醒明白的,上至最高領袖,下至平頭百姓,都深諳於此。先秦諸子,在談及人性惡與利害關係衝突的時候,總是語焉不詳,一筆帶過,或者只有結論,沒有推理過程。其實這些人都現實精明得很,唯恐自己的片言隻語被那些道德至上論者抓住,糾住不放,整得死去活來,青史留污名,子孫後代都擡不起頭來。就連善養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的孟夫子都未能免俗,說出了“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這樣的庸俗勢利的話。至於孔夫子這個汲汲於名利,老謀深算的人更加不會把那些危險的詞句掛在嘴邊,一部《論語》全部都是些不用動多大腦筋就可以得出的老生常談與世俗之見,全部都是些溫柔敦厚的牢騷話。他們這些人都是打算往上爬,因此會時刻留心自己的一言一行,決不會給當政者以誤解,斷絕了自己的晉升之路。
至於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經》,說了很多揭穿老底的深刻的見識,幾乎就是一部陰謀詭計的教科書。他既然聰明如此,又不願意腆顏媚上,恐怕難容於當今之世。最後他乾脆就辭去公職,乖乖地騎牛西行,出國考察定居去了。這樣也是一個好辦法,最主要的是可以保證自己的人身安全。只有寥寥幾個人,如韓非子和墨子這兩個本性純真的人,才小孩家口沒遮攔,由着性子亂說。其實,統治者看來,這些人不看風向,不察上意,四處亂說,令人極爲厭煩。既然這種人對權術如此之熟悉,總有一天會忍不住付諸實踐,到時候無法遏制,總是個禍害。無權無勢就敢這樣狂妄,要是讓這種人掌握了重權那還得了?不如趁其在羽翼未豐,勢力未成之前將其翦除,免得尾大不掉,養虎爲患。不如做冷處理,將其政治生命凍結,甚至終結其肉體的生命,這樣可算是萬無一失了,好歹是消滅了一個潛在的動亂分子。
孔夫子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本來,作爲被統治者,對國家大事就不必投入過多的感情,自有肉食者謀之。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過分聰明對於其他較爲平庸的人就是一種威脅。自我暴露又沒有自我保護的能力與技巧,實在不是處世之道。權勢爭奪者時刻在趁機剷除競爭對手。因爲天下的財富、權勢與榮耀是有限的,少一個競爭對手就意味着自己多了一份機會。如果要求最高統治者的保護的話,那麼就必須心甘情願地做他們的馴服的工具,自己的獨立意志、才華與尊嚴更要統統收斂。歸根結底,沒有權力就沒有一切。爲了獲得權力,最終也將喪失除權力以外的一切。
我極爲尊崇與熱愛的思想家顧準先生,在其《評韓非》一文中對韓非子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似乎中國古代專制社會的一切弊端與慘無人道的毛病都要由韓非子一個人承擔。顧準先生的文章一貫公允,但是在這篇文章中,有失客觀、公正與冷靜的風度。竟然破口大罵韓非是精神錯亂,有違學術規範。其實與那些對自己殘酷迫害的人一樣,顧準先生在這裏恐怕也是同樣犯了投鼠忌器的毛病。他對秦始皇不置一辭,對李斯沒有一句批評,似乎是在避重就輕。韓非在與堂蹊公的辯論中聲稱要慷慨殉道,最後不也是做到了嗎?
學術界的前輩張中行先生在評價法家學派的政治理論家與政治家時似乎不無幸災樂禍之感,說什麼,不給別人留條活路,在日暮途窮之時,自己最後就會發現連自己也沒有活路。話雖然解氣,但是還是沒有觸及到事情的真相。事實上是,一個人要是對自己的信念過於執著,難免就會以身殉道,以身試法。因爲思維的邏輯已經啓動,行動的程序已經展開,自己就象一個被催眠的人一樣,愛與恨,生與死都置之度外,對現實中的利害關係滿不在乎,胸懷着偉大的信念與獻身的激情而無法自拔,任由神祕的宇宙規律與歷史意志將自己當作得心應手的工具,來實現某些先定的命運。
這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一般都是剛愎自用,自負其才,類似於那種尼采筆下的具有超人意志的狂人。這種類型的人不善於以柔克剛,韜光養晦,自己有幾分才華,就要統統地表現出來,一項都不能少,否則的話就會感到巨大的失落與煩惱。他們並不在乎自己的理論會在現實中造成何等影響,其實也沒有能力去加以干預,只求引起公衆的注意,是非成敗則任由他人評說。這種人其實還是處在那種青春期表現狂的情緒的狀態中,並沒有真正的成熟。偉大的思想家與精神病患者尼采,就是這種人物的典型代表。他曾經對着黑暗怒吼——我是太陽!他的思想的光輝的確可以照亮自己的頭腦,卻無法照亮世界的黑暗。這位偉大的思想家被他願意給予光明的同胞們當作了精神病人而送進瘋人院,最終死在了那裏。
這些驚世駭俗的知識分子們的見識遠遠地超出了一般的流俗之見,但是自以爲偷窺到了世界的真相,自己就掌握了某種神祕的力量,別人就必須對其畢恭畢敬,言聽計從,這種情緒其實是一種原始社會的巫師傳統的殘留。實際上,這類人雖然聰明絕頂,洞察一切,但是還沒有聰明到善於隱藏自己的聰明並且消除他人的猜忌的地步,洞察他人的隱祕卻看不見競爭對手與敵人在自己前進道路上設置的陷阱。最聰明的人,使用了一切陰謀詭計,卻不被人知曉,甚至還要嫁禍於人或者沽名釣譽。反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無恥的小人總是左右逢源,如魚得水。
韓非自己也認爲,“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看來他並非沒有自知之明,也不是對現實政治鬥爭的殘酷與黑暗一無所知。之所以這樣執著,完全是因爲求真的意志在驅使着他不顧自身的安危,不顧世人的誤解,將自己所探索到的殘酷的真相公諸天下。儘管有這樣的權力意志,韓非子本人對於祖國還是未能忘情,要他參加或者指揮滅韓戰爭,恐怕他就下不了手。這樣看來,他並不是李斯這種趨炎附勢的無恥之徒,李斯這種人有奶便是娘,根本不在乎什麼仁義道德。只要是主子,他隨時準備磕頭並且爲之奉獻自己的一切才華,絕對不會有什麼正義感或者自尊心。在最高領袖看來,還是這種奴才型的知識分子比較聽話,容易駕馭。象韓非這種純粹的書生,根本就派不上用場,留之無益,不如殺了乾淨!
對於韓非來說,真理的誘惑與榮耀,後人的質問與責難,這一切糾纏在心中,不得解脫。權力意志本是一個客觀存在,建立在人性惡基礎上的人類的行爲模式本身就是最強有力的邏輯,任何人都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爲了推行徹底的法治,就必須擁有一個絕對的權威,但是主張君主擁有一切權力,不受任何制約,這就已經爲君主有權無限縱慾無論在思維邏輯上準備了邏輯前提,在行爲模式上提供行動條件了。既然已經挑破了這層薄薄的遮羞布,任何邪惡無恥的結論就是呼之欲出,不可阻遏了。
將自己的雖然才華橫溢,卻不太冠冕堂皇的見解向全天下人展示,希望獲得肯定與讚揚,歸根結底是一種童稚未脫的狀態。只希望通過言論來獲得天下人的關注與實現自己的價值,這是知識分子的迂腐之見。他們不知道獲取現實中權力就可以強制全天下人來關注,這纔是一本萬利、事少功多的大買賣。這個世界上,作學術的人就好比是生態食物鏈中的初級生產者,只有那些掌握了最高權力的政治家纔是最高級的消費者,才能夠將這些理論分解、消化與吸收,爲我所用。思想上的制高點與政治上的制高點其實是完全重合的,佔領了這個制高點就可以居高臨下,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因此知識分子們打破頭也要爭取這個優越的地位。
韓非的也跟兩千年後的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亞維裏一樣,在自己的著作大肆宣揚種種反道德與非道德的學說,自己的人品卻無可非議,但是卻被他人誤解爲毫無原則與節操的陰謀家。看來這個世界上的壞事就是做得說不得,那些做壞事的人是最不願意坦白地將壞事承認爲壞事的,總要文過飾非,死不認錯。總而言之,自己完全是無辜者,被不可抗拒的神祕的命運、領袖的意志與卑微的地位操縱與限制,不能承擔任何責任;或者就乾脆將責任推到那幾個倒黴的知識分子的頭上,說自己完全是按照某某的主意與學說行事的。中國人一貫是這樣善於諉過於人,西方人在這方面也是毫不遜色。
在十九世紀時,偉大的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提出了進化論的假說,其思想核心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本意是爲了解釋生物的進化的原因。不料,有一幫學術流氓將他的這些學說移植到人類社會的領域內,提倡強者生存,消滅弱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爲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的剝削與壓迫以及西方國家對殖民地人民進行野蠻屠殺與掠奪等罪惡行徑辯護,其餘毒餘患至今未了。
二十世紀初,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大師弗羅伊德的泛性論學說公佈後,衆多的縱慾主義者爲自己的不道德的行徑辯護時,總是振振有詞地拿他的學說來抵擋一番。其實弗洛伊德本人的私生活極爲嚴謹清白,泛性論深刻地反映了人性的本質,把色情狂與流氓教唆犯的帽子扣在他的腦袋上,豈不冤哉?
根據人類的思維方式與行爲模式,任何一種人文理論一旦公佈,其闡釋與發揮的權力就不歸發明者所有,只能由最強勢的集團任意取捨,爲我所用。知識分子往往陶醉於自己的聰明才智中,只求自己的學說廣爲人知,對自己學說的社會效果往往不加關注,或者被心懷惡意之徒歪曲濫用,或者好心辦了壞事,甚至爲虎作倀。以古鑑今,舞文弄墨,著書立說者,不可不慎也!
文章寫到這裏,又想起了偉大的愛因斯坦在面對人們的質問他爲什麼公佈質能方程式,從而爲製造原子彈開闢了道路時所表現出來的至大至剛與真實坦白的態度。原子彈是一種巨大的殺傷性的武器,它的使用是毫無人性的,不過尋根究底,發表質能方程式的愛因斯坦恐怕就是始作俑者,他在其中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呢?愛因斯坦目睹了自己的發現被政治家與軍事家們濫用,親眼目睹了原子彈在實戰中造成的巨大破壞,清夜靜思,捫心自問,是不是也覺得慚愧,覺得需要懺悔呢?是不是也會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悔恨呢?是不是也應該有負罪感,覺得自己就是幫兇呢?
這一段故事,朱健老前輩的如椽大筆,寫得蕩氣迴腸,我實在萬分欽佩,不惜整段整段地抄錄如下。
當愛因斯坦遭受這樣的質問時,“他以一種謙遜的態度說,自己具有‘一個不可救藥的標新立異者的頑強品格’,但沒有‘冒被人看作只不過是一個老僞君子的風險’的那種‘勇氣’。那麼,今天像‘街上流行紅裙子’一樣膩煩人的‘我別無選擇’,四十年前,愛因斯坦如此鄭重地說給全人類聽,便決非矯情,也非妄語;而是直面歷史質詢時巨人式的坦誠,是他頑強品格的真實體現。
“歷史的質詢並未一次性了結。在他生命的黃昏歲月,又來了新的、更根本性的‘挑戰’。這次是來自法國。一九五五年一位資深的歷史學家在與愛因斯坦的並非不友好的通信中問他:當他在一九○五年首次發表相對論時,難道沒預見到他的方程式可能產生的危險後果?他在二月二十八日的覆信中(五十天後他與世長辭),把他的頑強品格發揚到了極致——無私無畏、至大至剛人性之美的極致。這位即將走完他漫長的人生之旅的老人,面對觸動他的功業與榮譽之‘基石’的詰難,回答得既輕鬆,又莊嚴;表現出他成熟了的睿智,從容而真誠的自信。他自嘲自謔是‘一個可憐的傢伙’,似乎被認爲‘因發現、發表質能關係式而在造成我們今天所處的可悲形勢上出了大力’。他平靜地指出,在一九○五年科學研究的水平上,預見到會‘發展出原子彈’,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後,他毫不含糊地宣稱:但是,即便知道會有今天,要想隱瞞由狹義相對論得出的特殊推論也是荒謬的。這個理論一旦存在,這個推論也就存在,不可能一直隱瞞下去。”
愛因斯坦的回答顯得即沉重又幽默,包含着一種自嘲的智慧,但是還是有推卸責任之嫌。還不如干脆地承認,作爲一個最偉大的科學家,自己的求真意志就是人類的求真意志的最集中體現,想要探求與掌握客觀世界的奧祕,主觀上想要爲人類造福,卻必然給人類帶來最大的災禍!
韓非大概也是屬於這種具有強烈的求真意志,而且真誠有餘、老練不足的知識分子。他一心想以法治來代替人治,爲了維持邏輯上的一致性,不得不先確立君主權力無限的前提,再一帆風順、毫無障礙地推理下去。不料卻把絕對專制的魔鬼從瓶子裏放了出來,世界爲此遭殃,自己也深受其害。韓非就象浮士德一樣,爲了獲得無限的智慧與權力,不惜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魔鬼。一切知識分子類型的政治家,要獲得最高權力來推行自己的理想,恐怕都要經過這個過程。韓非也未能免俗,只是他還不夠精明老練,因此而丟了性命。
不過我們還是應該對韓非加以同情的理解,客觀真理,無論是自然界的客觀真理還是人類社會的客觀真理一旦被發現,就不可能一直隱瞞下去,否則,研究它的人將成爲某種在道德上不真誠的人了。不管這個真理帶來的是福是禍,人類必須承受,這是人類獲得智慧的必然付出的恰如其分的代價。這種矛盾也糾纏在韓非的心中,他與堂蹊公的激烈辯論,既是爲了捍衛自己的尊嚴,也是爲了將內心中的矛盾刻意壓制下去。他未必不知道這些理論都是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但是自己既然已經開始了這種探索,無論有什麼危險與矛盾,他是不肯知難而退,淺嘗輒止了。
這也是知識分子的可愛或者可憎之處,丈夫嫉沒世而名不稱也,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實際上,權力意志的最高的表現就是死亡意志,那些胸懷大志,不願意與草木同朽的人,最終都是生死置之度外,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最終不能全身。看來,奮其私智,謀其私利,貽害於己,貽害於人,這是某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不可避免的悲劇性的命運了。這也是整個人類的命運的一個縮影,也許人類獲得智慧,就是爲了更快、更徹底地走向滅亡的最終結局吧。
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任何一個有志有爲的知識分子,如果不願意將自己的命運與弱勢者的命運結合起來,自覺自願地從事扶弱制強的偉大事業,最後在學術上得出了反人民的結論其實也並不是什麼怪事。既然不願意站在人民一邊,無法獲得與掌握人民革命的偉大力量,就只有將自己的滿腹經綸與文韜武略貨與帝王家了,因此不得不對君上大拍馬屁。韓非就曾經寫出了君主有權無限縱慾,無須害怕任何天地鬼神與報應的徹底的唯物主義的光輝篇章。以現在的觀點看來,這難道不是進步與科學的嗎?正所謂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是從人民的立場來看,這難道不是助紂爲虐嗎?
這個世界上到底有什麼真理,其實誰也不能說清楚。任何一個政治家以及知識分子,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人民說話,這就是追求真理、自由與正義的唯一途徑。至於升官發財,爭名奪利,到底是否能給追求者帶來真正的幸福與尊嚴,是否能夠避免災禍,則非我之愚所能知也!永遠以人民的利益爲最高標準,自覺自願誠實地工作與正直地生活,也許這樣就可以保全性命。即使不能保全性命,也能在歷史上留下清白無暇的名聲吧?
古今中外的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是權力意志的崇拜者,只要當世弄權,後世留名,自己的學說被那些心懷惡意的人歪曲濫用也不在乎。一般說來,那些有極度的才華與超人的見解的知識分子傲氣凌人,賤視一切在才智上不如他們的人,認爲自己就應該是天生的指揮者與統治者。他們嚮往的是殺伐決斷皆取決於我的自由意志,內心崇尚的是超人哲學——“吾一生之活動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吾只對於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崇尚超人哲學的另一個表現就是鄙視那些道德高尚的人爲弱小的羣體服務的種種舉動。象尼采就認爲,“只要是出現犧牲、服務以及仁愛的眼光的場合,那裏就同時有欲主宰別人的意志。在那裏,弱者沿着祕密的小徑,偷偷摸摸地進入城堡,甚至是進入最強者的心中——並獲得權力。”
他們不願意採取以柔克剛,收買人心的手段來保護自己的生命與利益,鄙視政治家的種種爲人民服務的表演,認爲這是弱者或者是虛僞的表現。他們給一般的民衆以及比較平庸的知識分子造成了威脅與侮辱,使他們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其實這些人一盤散沙,懶散成性,根本就不是什麼強者,這樣的驕傲與孤立,簡直是在自尋死路。古今中外歷史上知識分子的悲劇性命運都證明了這一點,並不獨韓非是這樣。沒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不願意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說話,是曰無品行。心裏怎麼想,嘴裏竟然就怎麼說;嘴裏說出來,行動上又做不到,是曰無行動。品行與行動,合稱二行。此二行者,乃安身立命之根本,著書立說之宗旨,任何一個讀書人,希望有所作爲而失此二行者,鮮克有終矣!
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在道德原則上是最高尚的,在政治立場上是最安全的。任何政治勢力以及任何個人,不管抱有什麼動機,只要承認這一條的最高權威,我們就應該支持與讚美他們,自己也應該盡力去實踐這個理想。難道至高無上的美德與正義竟然害怕被別人模仿?即便那些人是在利用與歪曲,那也沒什麼。西人云,僞善是邪惡向美德所作的敬意與讓步。的確如此,僞善總比赤裸裸的暴力與邪惡好多了。何況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走這條正道的人多了,正道纔會越來越寬廣,才越有利於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得到維護。
但願這個世界上就只有美好的道德風範流傳了下來,至於其他的那些見不得人的種種陰謀詭計與權術,是否絕傳,是否有人繼承事業,又與我們何干?如果人人都忘記了這些邪惡的東西,難道不是更好?難道不是更有利於那些善良正直的人們生存下去?當然,如果人人都是些邪惡無恥之徒,那些邪惡的理論流傳下來倒也沒有什麼,因爲鬥來鬥去,發現勢均力敵,彼此之間誰也沒吃虧,就不必要採取極端的行動來討回公道。但是問題就在於有些人極度精明殘酷,有些人則比較懦弱善良,這樣一來就會產生以強凌弱、以智詐愚的現象,那些邪惡的理論就起到了火上澆油與推波助瀾的作用,致使大局糜爛而不可收拾。最後不得不以獨裁權力來掃蕩一切,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了。這種結局誰都不滿意,但是怎麼也避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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