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鬆：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不只是逼蔣抗日

發生於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促成了國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戰爭勝利後，內戰爆發，歷史的天平開始朝共產黨傾斜。“西安事變”促成了這次轉折，至今，它仍是國民黨人心中無法抹平的傷痛。

隨着相關檔案的陸續公開，中國大陸學界對“西安事變”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進展。我們需要從新的視角來審視這段歷史。大陸近代史學者楊奎鬆教授接受了本報特約記者採訪。他14年前寫作的《西安事變新探》被國內外學界認爲是該領域的扛鼎之作。

　　張學良想聯合蘇聯

時代週報：蘇聯在西安事變中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發動之前蘇聯介入了嗎？

楊奎鬆：沒有。蘇聯對張學良不信任，因爲1927年在北京抄蘇聯大使館，殺李大釗，是張學良的父親乾的。1929年在東北抄蘇聯領事館，收中東鐵路，是張學良乾的。而且，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蘇聯重視的是誰能夠領導中國抗日，這隻能是蔣介石，靠張學良的部隊是絕對不行的。因此他們堅持共產黨要跟蔣介石去談判。

時代週報：張學良想加入共產黨未獲批准，主要也是蘇聯的一個決定。

楊奎鬆：那當然了。

時代週報：張學良爲什麼發起西安事變？除了不想內戰，想抗日外，有沒有其他原因？

楊奎鬆：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關係問題。在他發動事變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受蘇聯援助的武器裝備的寧夏戰役剛剛失利，損失很大，處在非常危險的狀態。當時紅軍三個方面軍已會合在甘肅北部，但國民黨中央軍也圍追堵截過來，把紅軍逼到很小的一塊地方，已無法繼續生存了，中共中央只好決定重新再來一次長征，突破包圍圈後想辦法進山西、河南、陝西，經過一年左右再轉回來。張學良跟中共中央已經密謀合作了很長時間，想要通過中共聯合蘇聯。如果中共走了，張學良的這個計劃也就徹底泡湯了。

時代週報：張學良要聯合蘇聯的目的是什麼呢？

楊奎鬆：當然是要抗日，東北軍拖家帶口，離鄉背井，跑到西北來能呆多久，整個東北人都想回東北啊。但靠蔣介石能打回東北嗎？這一點張學良非常明白，蔣介石自己也講得很明白，東北問題不是靠中國自己能解決的。張學良當時要回東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蘇聯。因此，發動西安事變不是張學良單純地想要逼蔣抗日的問題，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紅軍要走，他必須要把中共中央和紅軍留下來。因爲張學良抗日必須要聯蘇，而聯蘇他除了找中共，別無他途。如果紅軍走了，回不來，或者蔣介石把共產黨消滅了，他也就沒有聯蘇的希望了。另外，張學良這些人真的會天真到以爲只要把蔣扣押起來，用槍指着蔣介石的腦袋，蔣介天就會答應他的條件嗎？不可能的。張學良扣押蔣實際上就已經做好了和蔣徹底翻臉的準備了。他事變當天在給中共中央的第一封電報裏第一句話講的就是：“蔣介石反革命面目已畢現。”以後他在給毛澤東去電要求知道蘇聯政府的態度時，問的也是蘇聯對他的“一二一二革命”(“一二一二革命”即“西安事變”。—編者注)有何意見。由此可知，張學良發動事變時其實就表明了準備站到中共和蘇聯一邊，參加“革命”了。這已經超出打回東北老家去的目標了。

　　中共對和平解決沒爭議

時代週報：張、楊發動西安事變之前，確實沒有通知中共嗎？說中共中央沒有參與策劃，這方面資料充分嗎？

楊奎鬆：當然沒參與，資料很充分。從當年留下來的電報資料看，張學良事先是試圖通知中共的，但是他不敢通過電報通知中共，他曾經在事變前幾天打電報給中共中央，急召中共中央負責和他聯絡的代表葉劍英馬上到西安來。中共中央只看到12月7日張讓葉劍英趕快過去，說是有重要事情相商，但並不知道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所以就沒有讓葉劍英馬上去，而是讓他等了幾天，等因病準備去蘇聯的王稼祥一起動身。結果，12日就事變發動了，葉劍英動身時已經晚了。

時代週報：西安事變發生後，在是否和平解決上，中共中央內部最初是有爭議的，是不是？

楊奎鬆：我一直講，這個說法不太準確。和平解決是中共從一開始就主張的，它並不希望因爲西安事變造成全國內戰。在這一點上中共中央內部沒有什麼爭議。有爭議的是，用什麼方法來實現和平解決？因爲中共領導人有人想趁機把蔣除掉，張聞天等人對此有保留。

時代週報：問題是，把蔣除掉後，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嗎？

楊奎鬆：對，這恰恰是最大的一個問題。當初中共中央領導人都認爲，蔣介石是不可能同意和紅軍達成妥協的。既然把蔣捉起來，當然就要把他除掉，至少也要搞個公審什麼的，把蔣從南京政府中排除掉。當時有人就認爲，這樣南京軍隊就會羣龍無首，全國反蔣派一響應，事情就和平解決了。實際上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張學良、楊虎城，他們當時對蔣介石在國內民衆心目中的威信和蔣作爲中國中央政府最高權力形象的作用的估計，都大大脫離了實際。他們完全沒有想到西安事變會引起全國各界那樣強烈的反感。

　　蔣介石的承諾沒全部兌現

時代週報：後來決定放蔣，那個時候有沒有擔心蔣可能不會遵守諾言？

楊奎鬆：當然有擔心。這就是爲什麼在12月25日決定放蔣的時候，中共中央專門有一個電報，要求無論如何要蔣留個字據。

時代週報：張學良確實是沒有通過中共，就在蔣沒立字據的情況下，把蔣放走了？

楊奎鬆：當然。蔣就這樣走了，中共和楊虎城等其實都比較緊張，這也是爲什麼他們接二連三地出來公佈所謂蔣的六項承諾，《毛選》裏專門有一篇文章就講蔣介石承諾這個問題。但蔣是非常要面子的一個人，何況他又是全國的最高領袖，無論他的性格還是他當時的地位和身份，他都不會公開簽字承認自己在被扣押期間承諾了什麼樣的條件。何況蔣介石根本就沒有和中共及張、楊進行過什麼談判，都是兩宋(此處指宋子文、宋美齡。—編者注)出的面，他也無須承認自己在槍口下答應了什麼，即使答應了，如此脅迫情況下的承諾也可以推翻的。

時代週報：但是，放出來之後，蔣也遵守了承諾。

楊奎鬆：以蔣介石的性格，以及當時他身邊人的影響看，蔣本來也會按照承諾的辦法去做的。你可以說蔣很笨，但這恰恰就是蔣介石爲人處事有時候所表現出來的一個特點，或者叫弱點。當然，蔣並不是所有條件都嚴格遵守了。像改組政府就沒做。有些東西他當時那種情況下其實是做不成的，他也不能做。而且你把這個條件一公佈，他就更受牽制了，有的事情即使能做反而也不能做了。這個道理很簡單。

撤出東北並非沒放一槍

時代週報：前一段時間流傳一種說法，好像是從李敖開始，認爲張學良放棄東北不抵抗，是蔣介石下的令。但現在史學界已經把這個案子給翻過來了。

楊奎鬆：張學良自己就否定了。指揮當然是他自己指揮的。蔣介石當時沒有什麼專門的密令。

但是問題不在這。問題在於，當時的情況下，無論是張學良還是蔣介石，在這個事件之前，都講過類似的話：不能夠抵抗，不能夠挑動跟日本之間的衝突。因爲你挑動的話，關東軍馬上就能夠佔領東北。他們對衝突的結果都很清楚，所以內心都知道即使日本挑釁也一定不能打，要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張和蔣在這點上是共同的，各種各樣的文件電報在這之前就有。

時代週報：這是不是意味着，當日軍真的對東北進行佔領時，也不抵抗？

楊奎鬆：這就要具體分析了。張學良後來講過，當時的問題是他沒有想到日軍會藉着一個瀋陽的局部衝突趁機大規模地佔領整個東北，他開始認爲是個局部的事件。東北這樣的局部性事件多了。包括前面發生的好幾起事件，像過去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都是局部性的。

時代週報：但是等到東北軍撤出東北，是不是基本上也沒有放一槍？

楊奎鬆：也不能那麼說。後來馬占山部在黑龍江不就抵抗過嗎？但第一，東北軍的作戰能力肯定不行，第二因爲張學良也害怕硬拼會把整個東北軍全部犧牲掉。張學良畢竟還是一介軍閥，在當時中國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如果你沒有部隊你就一錢不值了，如果還有較多的本錢，萬一日本在當時“國聯”的干預下撤回到南滿鐵路附近去呢，他不就又可以回東北去了嗎？第三，因爲他早就歸順了國民黨政府，東北丟了也不是他東北人自己的事，是整個中國的事，因此他也一直寄希望想讓國民黨政府幫助他，國民黨政府當時也一直在向“國聯”控告，“國聯”也一直在壓日本撤軍。這也是他不願意東北軍自己去打的一個原因。

　　蔣介石一直暗中抵抗

時代週報；那麼在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對日的思路是什麼？可以說他不抵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