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與彼得大帝的治國差距：自古明君多暴君

17、18世紀之交，中國和俄國的天空幾乎同時出現了一顆相似得驚人的巨星—震古爍今的康熙與彼得大帝。他們都是大氣磅礴的傳奇君主，一個是運籌帷幄、力挽狂瀾的中國皇帝;一個是銳意改革、狂飆突進的俄國沙皇。他們不僅出生時代相同，在位時間相當，而且都具備非凡過人的雄才大略。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轉入近代的關鍵時刻，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他們鞠躬盡瘁，勤政不怠，試圖爲國家開闢出一條富強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時代所塑造出來的，他們註定將在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上並駕齊驅。康熙是渾厚博大的中國傳統文化土壤層層堆積起來的泰山雄川，彼得則是俄羅斯廣袤原野上自由瘋長的參天巨樹;康熙如搭造嚴謹的廣廈，彼得則是沖決一切的洪流。康熙更爲沉穩慎重，彼得卻無比決絕果斷。

康熙深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術，謹記祖母當年“得衆則得國”的教誨，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信條，他對於老百姓的仁慈寬厚，恐怕在中國歷史上，也並不多見。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臥地上。攔擋聖駕非同小可，侍衛正要嚴加懲處。康熙立馬阻攔，令人問明情況，得知他叫王四海，是個傭工，回家路上因爲飢餓暈倒了。康熙說不要驚嚇了他，你們馬上熱粥給他餵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熱粥之後甦醒過來了。康熙瞭解到這個人家裏的確很困難，又送他盤纏讓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盡，四處傳頌當今聖上的愛民功德。這件小事是康熙治國愛民的一個縮影。他常說，我不用長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長城!

中國歷代皇帝都把“家給人足”作爲最高的治國目標。在一個多災多難的小農社會裏，這不僅僅是家家戶戶夢寐以求的願望，也是歷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構成全社會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維持的也是這樣一種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社會形態，他清楚地給自己設計了爲政的藍圖：“期於家給人足，百姓樂業而已。”

爲了實現這一目標，在位六十一年中，康熙廢寢忘食，鞠躬盡瘁。有時爲追殺敵軍，一連三天不下馬，其驍勇與頑強絕非常人可比。他對送來的奏摺是有奏必籤，右手患病拿不住筆，左手也要執筆批籤。即使秋季圍獵習武，白天縱橫奔馳，每晚仍不辭勞苦，與隨行學士“舉火讀奏章”。《康熙起居注冊》真實地記載，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視朝”，把御案搬到乾清門前去辦公，辰時準時上朝，御門聽政，巡遊在外也要在行宮的大蒙古包裏按時辦公，無論酷暑嚴寒，從不間斷。清朝皇帝的御門聽政，由於康熙的榜樣一直到光緒都堅持下來。

當康熙終於看到天下太平，國勢日盛之時，隨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滿足於百姓歲足年豐、人民鼓腹謳歌的社會圖景，到處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

在另一條道路上，彼得則用嚴酷的鞭子趕着俄羅斯在近代化道路上進行急行軍。

如果說康熙的勤政除了自身素質外，還受少數民族政權入主中原後時刻潛藏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所驅使的話，彼得則幾乎是帶着與生俱來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價“用鐵索勒激起俄羅斯騰躍向上”!(普希金)

他是一位銳意進取、百折不撓的改革家，爲了推行他的強國夢想，他不惜一切代價。用普希金的話說，彼得的某些詔令“是用鞭子寫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長乘車過河，彼得發現橋樑出了故障，他覺得這是警察局長玩忽職守疏忽大意所致，不由分說給了這位局長一頓好打，以示警告。彼得說：“這是要你好好記住，一定要讓大街和橋樑暢通無阻，以後你自己要多加巡視。”沙皇在給警察局長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課後，又揮揮手說：“上車吧，老弟!”

揮舞着鞭子的彼得並不是一味蠻橫，他自己就是盡職盡責、身先士卒的楷模。彼得堡早期每年總要着上幾場大火，時任法國駐俄大使儒埃爾寫道：

“我多次看見他第一個來到失火地點，雪橇裏帶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參加全部的滅火工作。由於他的思想異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斷出應採取什麼滅火措施。他爬上房頂，哪裏最危險就到哪裏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動機”。他接過手來的俄羅斯實在是太蠻荒、落後、野蠻了!當時，荷蘭已輝煌了近百年，英國完成了君主立憲制的政治改革，“上帝派來的大管家”牛頓對宇宙的認識帶動了一個科學的時代，法國在“太陽王”路易十四的帶領下成爲歐陸首強，巴黎成爲整個歐洲競相模仿的對象……而此時的俄羅斯人，心靈完全處於封閉矇昧之中。95%的人是極度貧困的農奴，每個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個孩子，半數的孩子生下來不到一年就貧病而死，多數人活不過四十歲。俄國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個人中能識字的也超不過三個，連貴族地主和他們的子弟大多數也是文盲，平民中上過學的就更少了。寒冷嚴酷的冬天來臨，人們只好待在屋裏用酒精打發時光。俄羅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現實。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國擺脫孤立落後、貧窮愚昧的狀況。爲此，他絕不容許任何俄羅斯人有半點鬆懈，首先從他自己做起。

他向來一身幾任，除沙皇外，他還以炮手、船長、團長、造船工匠等身份“爲國服務”，並對各種身份的直接上級保持尊敬。從十九歲開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軍中服役，他甚至親自駕駛小船攻擊敵軍戰艦，在戰鬥中爲迫擊炮裝填彈藥。他在行軍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凍受餓，在骯髒的泥濘裏摸爬滾打，有一次戰鬥中還被呼嘯而來的子彈打穿了帽子。因戰功晉升將軍後，他要求人們不要拿他當皇帝，要稱他爲“海軍少將先生”。在有生之年，他的個人用度從來沒有超出一個海軍將軍的薪俸(他到英國訪問時結識一位女演員，分別時只贈給她四千盧布，女演員抱怨沙皇是個小氣鬼)。他甚至到一個鋼鐵廠像普通工人那樣勞動一天，用掙來的八塊錢買了一雙新鞋子。在一次接見海外歸來的留學生時，彼得伸出右手說：“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繭，這些都是爲了給你們示範。”

意大利思想家馬基亞維裏深諳爲君之道，他在《君主論》中說：“人們愛戴君主，是基於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懼是基於君主的意志。”彼得用鐵和血爲這段話作了最好的註釋。他不顧一切地推行他的改革，一手導演俄羅斯高潮迭起的變革活劇。俄國著名的思想家赫爾岑評論說：在他野獸般的巨掌中有俄羅斯的未來。

整個俄羅斯都在這位威武強悍的命運之王手中顫抖、嬗變。

爲了排除干擾和反對，他動輒掄起棍棒毆打，強迫大臣執行命令，他的懲罰措施從小額罰款到沒收全部財產，從折磨肉體、流放做苦役，直到處死，應有盡有。他的改革將俄羅斯人推向忍耐的極限。直到甚至連自己的兒子阿列克謝也無法承受，積聚力量反對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後，醉酒後的太子終於忍無可忍地公然喊出：“註定要發生的事情總會來到的，我父親和繼母的朋友們將會嚐到尖樁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謝叛逃了。彼得藉助武力強迫太子回國之後，親自參與了對太子的刑訊。對這位想走回頭路的太子，執意改革的彼得表現出了驚人的殘忍。他參與了拷打以及致兒子死亡的整個過程。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歐洲外交官驚奇地發現，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國務活動，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在所有反對改革的風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親、叔叔、岳父、兒子，彼得也會斷然與之決裂!

誰也想不到的是，歷史的悖論竟然出現了。康熙仁政愛民，彼得兇暴治國;康熙修德中外，彼得侵略擴張;康熙激於道義，彼得唯利是圖……結果卻是俄羅斯一飛沖天，中國卻走向迴光返照式的最後輝煌。一組數據最能說明問題：170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佔到世界總值的23.1%，而俄國僅佔3.2%;而俄國1700年—182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幅度遠遠超過歐洲和世界平均速度，更遠遠超過中國，大踏步跨入西方列強行列。

很明顯，站在道德的立場，康熙似乎是勝者。而站在治國的立場，他被後來居上的彼得遠遠地拋在了身後。

盛衰無常，世事難料。兩個同樣勤政有爲，勵精圖治的帝王，爲何治國的效果迥異?難道儒家宣揚的道德理念敵不過資本主義的賤買貴賣?難道千年難遇的賢明聖君敵不過從不體恤百姓的俄國“秦始皇”?是真理戰勝不了強權，還是仁政輸給了暴政?在令人喪氣的事實面前，誰都會憋氣納悶。

其實，中俄兩個繁榮強盛的帝國，表面的相似，掩蓋着實質的差異。一個是封建主義的遲暮，一個是資本主義的青春。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康熙和彼得截然不同的選擇，決定了兩個國家的不同前途。

正如俄羅斯人自己所說，彼得“出於高貴心靈的奇特本能，他一眼洞穿了祖國的所有疾病，給了俄羅斯可怕而有益的一擊”。

彼得是一位天才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涉及全國幾乎所有的領域。他一生主持頒佈了三千多條法令，改革行政機關、軍隊，建立軍事工業，引進千餘名各類專家，建立衆多實利主義性質的學校和科學院，並派出一批批的年輕人到國外學習。俄羅斯在狂飆突進的改革風暴之下，理性衝破禁錮，科學壓倒愚昧，重商主義盛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俄國終於緊跟世界先進潮流的步伐迎頭趕上來，正如彼得驕傲地說：“我不能親手建成和看到一個強大的俄國，但我的繼承者一定會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直到目標的實現。”

康熙繼承的是儒家文化“治大國若烹小鮮”的古老真理，完全迴歸到傳統的軌道，把儒家設計的政治道德藍圖當做完美的理想去追求。他雖然嘔心瀝血地試圖開闢一條富國之路，但他只是在中國重建了小農經濟，卻沒有能力，也不可能使中國向資本主義邁出半步。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固然世外桃源一般寬鬆安閒，實力卻弱小得多。“康乾盛世”只能是自然經濟時代的夕陽，從當時的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看，已遠遠落後於時代。而對世界範圍內風起雲涌的工業革命，康熙茫然無知，毫無準備，反對變革，滿足現狀。他對內強化封建專制，大興文字獄，鉗制思想。官場貪腐橫行，百禁不絕。他重農輕商，致使明末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胎死腹中。對外則閉關自守，使社會發展嚴重滯後。他在竭力開創盛世局面的時候，其實已經走上了與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馳的道路。

舉凡治國不進則退，欲單純以保守爲目的，其勢必然難以長久。這，就是一個迷途的帝國留下的最大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