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王朝存在哪些問題？爲什麼說《徙戎論》可避免五胡亂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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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徙戎論》講了什麼?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我們都知道，由於內部的“八王之亂”，西晉朝廷失去了對境內及周邊的少數民族的控制，最終被匈奴人所滅。中原“衣冠南渡”後，北方大地則淪入“五胡亂華”的連年混戰亂局，中原從此被戰爭和殺戮割裂近三百年。

但大亂未起時，西晉王朝內部的有識之士曾多次提出對少數民族的管控問題，並擬訂了解決方案，其中以公元299年江統的《徙戎論》最尖銳、系統而又具可操作性。在下文，我們先了解下當時的時代背景，再對這篇先見之言進行分析。

時代背景：被西晉統治者無視的少數民族問題

公元265年底西晉王朝建立後，除了外敵東吳外，晉武帝司馬炎還面臨着一個敵人：境內的少數民族動亂。

公元270年，由於河隴地區連年大旱，政府鎮撫不力，河西鮮卑族在禿髮樹機能的率領下起兵反抗，叛軍勢頭愈演愈烈，不久後攻陷涼州;

公元271年初，依附於中原的匈奴右賢王劉猛叛逃並攻打併州，北方的大批胡人同時起兵，甚至與禿髮樹技能聯合抗衡朝廷軍隊，直到第二年，晉王朝纔將這股力量鎮壓;

公元272年，益州的白馬胡人作亂，其後被王濬平定。

直至公元279年底，依靠馬隆出奇兵，西晉才徹底平定了西北鮮卑之亂。第二年，司馬炎一鼓作氣滅掉東吳，三國成爲了歷史。在這一朝野空前團結之際，侍御史郭欽建議攜平吳之餘威，將依附於境內的羌、胡(主要指匈奴)、鮮卑、氐等“戎狄”遷回故地，以防今後中原有變時，這些外族趁機起事。但此時正志得意滿、風光無限的司馬炎“好了傷疤忘了疼”，拒絕了此提議。

然而舊的隱患尚未釐清、新的不安定因素再度加入：第二年，遼西鮮卑慕容氏開始寇邊，在東夷校尉何龕的打壓下，公元289年，其首領慕容廆請降，被封爲鮮卑都督，東北方向的鮮卑族也被納入了西晉王朝旗下。同年底，司馬炎還任命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後者雖爲匈奴人，但接受了良好的漢文化教育，他在北地“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不僅將各股匈奴人團結在自己麾下，甚至連幽、冀的漢人名家大儒也前往依附。(鮮卑都督、匈奴都尉，都是西晉“以夷制夷”的官職)

公元290年，極意聲色犬馬而染病的晉武帝司馬炎駕崩，留下了昏庸的接班人、無恥的兒媳婦、擁兵窺權的藩王、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的朝野，當然還有蠢蠢欲動的內附少數民族。

第二年，在皇后賈南風的挑撥下，淮南王司馬亮誅殺輔政大臣楊俊;沒過幾個月，他自己也被弟弟楚王司馬瑋所殺;但後者隨即又被賈南風除掉，湊名昭著的“八王之亂”大戲正式拉開了大幕。與此同時，之前暫時平息的少數民族問題再度浮出水面。

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造反，被地方官兵所殺;公元296年夏，郝散之弟郝度元再度起兵;關中地區的氐、羌一同起事，氐族首領齊萬年甚至自立爲帝;12月，另一支氐人楊氏在仇池自封右賢王。同時，由於連年災害，大量饑民涌入益州，巴氏氐人李特趁勢大肆收買人心，雄心勃勃的意圖建立一番功業。

而負責討亂的趙王司馬倫、樑王司馬彤毫無作爲，亂兵愈演愈烈。直到299年初，朝廷撤回藩王、換上孟觀，才終於討滅齊萬年一黨。正是此時，太子洗馬(輔佐太子的官員)江統遞交了《徙戎論》，鑑於“戎、狄亂華，宜早絕其源”，他建議儘早解決少數民族問題。雖然其提出的應對辦法與郭欽一致，但他首次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故而極具歷史價值。

鍼砭時弊的《徙戎論》：如何有效避免更大動亂的產生

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之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

戎、狄，是先秦時起，華夏對西方和北方的非華夏部落的統稱，此文中則是指發源於西部的氐、羌，以及北方的匈奴、鮮卑等(羯族當時還是不成氣候的小部族)。首段裏，江統重點總結了他對戎狄性格的理解：貪婪、兇殘好鬥，毫無華夏族的仁義道德可言;並且他們欺軟怕硬，見風使舵。當中原王朝強大時，他們就搖尾乞憐般順從;而當中原式微或動亂之際，他們不但毫無臣子的扶助之心，反而落井下石、燒殺擄掠。

爲了加以佐證，他列舉了兩方面的例子：當初匈奴強盛之時，對中原王朝極盡羞辱之能事，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劉邦被圍白登、公元前158年漢文帝不得不親臨霸上應對匈奴大兵壓境;而在被西漢持續打擊上百年後，衰落的匈奴人不得不向漢宣帝稱臣，甚至在其後漢朝走下坡路之際，他們仍低眉順目，其原因就在於他們自身足夠弱小。

因此，江統認爲，古代的有道帝王，對待外族的措施是把他們隔離在疆域之外、嚴加防備，不管對方持任何態度，“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並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這裏主要講的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爲了彌補戰爭對人口的巨大消耗，紛紛吸納周邊少數民族、爲己所用，正是從那個時候，華夏族開始與所謂的蠻夷混住。直到秦始皇一統六合後，派大軍北驅匈奴、南征百越，纔再度將少數民族驅趕至故地。

對這一段的觀點，筆者並不完全認同。戰國時期的趙國胡服騎射、秦國兼併西戎、楚越等開發江南，這是歷史發展的大勢所向，也是中原開拓生存空間、促進民族融合的必然之舉，不應被視爲反常行爲。

漢建武中，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十年之中，夷、夏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州，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

而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隴西太守馬援討平之前趁亂入侵河西一帶的羌族後，爲了易於控制，將順從的羌人安置在關中地區與漢人混住。然而隨着其人口繁衍，加上長期被部分漢人欺辱，自漢安帝時期，羌族爆發了曠日持久的反叛，雖然在任尚、馬賢等名將的努力下，暫時平定了這一動亂，但東漢朝廷也元氣大傷。其後，東漢一直未能解決這一痼疾，羌族的間歇性叛亂伴隨着東漢直至滅亡(馬援的後代馬騰，以及董卓等人就是在平羌戰爭中成長起來的)。

而在三國時期，曹操將原居住於武都的氐族遷徙至秦州(甘肅省東南部，當時是曹魏對峙蜀漢政權的前線)，利用他們來對抗蜀漢政權。這在當時自然能極大緩解中原百姓肩負的壓力，但僅爲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若將其視爲常態，則將會危及後世。

江統的這段話，指出了當時困擾西晉王朝西部邊陲的羌、氐兩大部族問題的來源。但這裏也點出了這兩個少數民族爲何屢屢反叛的原因：苦漢人侵之。無論是東漢時期的羌人反叛，還是西晉時鮮卑禿髮氏、羌氐發難，其誘因都是朝廷官員統御無法，要麼放任官吏侵暴、魚肉少民，要麼在天災之際救援不力，對百姓的苦難視若無睹;而少數民族中的野心家，往往趁勢煽動叛亂，最終雙方只能兵戈相向。

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撫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矣。

這一段是《徙戎論》的核心：京畿重地，不應該安置如此大量的異族;加上中原人向來對他們輕辱，其內心的怨恨已深入骨髓，若雙方強弱易位，必定會爆發大規模的災難。因此，最佳的方案，莫過於將危機扼殺在萌芽之中。於今之計，不若趁着西晉兵力最強盛之時，將關中的羌、氐族人遷回至故地;爲了保證這一舉措的順利實施，建議朝廷爲他們提供足夠的差旅所需，並且在其故地爲他們創造足夠的繁衍生息條件。如此恩、威並施之下，將羌、氐與中原漢人隔離開來，即使對方再生事件，也不會對中原造成太大的危害。

江統再次指出，少數民族的背叛，與他們長期受到的欺壓、歧視性對待相關聯;但若想讓他們徹底融入中原，千年來在民間形成的“華夷有別”這一關就過不了，更別說如何保證每一位地方官員都能做到不欺辱、壓榨文明程度落後的這些少數民族。因此，只有一個最具可操作性的辦法：隔離，以武力爲後盾，以財力爲支撐，將這些少民遷回舊地。

不得不說，這一思路雖然有封閉主義之嫌，但也不失爲消除潛在危機的權宜之計。若統治者無法在政策和國民待遇上妥善安撫少數民族，那麼將這樣一羣心懷憤恨而又日益繁衍壯大的敵人置於臥榻之側，其後卻想悍然安睡，無異於癡心妄想。

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飢疫，百姓悉苦，鹹望寧息...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谷...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疾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

這一段是算形勢與經濟賬。當時齊萬年被殺，氐族叛亂暫時被平息，當這並不意味着氐人對西晉已經心服口服，他們只是迫於武力鎮壓、面臨窮途末路，不得不暫時低頭而已;而在眼下對方實力最弱之際，朝廷不應該自得意滿，更應該以兵威促使對方返回故地。

至於遣送他們所需的糧食是一筆巨大的經濟開銷?當時關中的百萬之衆中，少數民族已佔一半;若發生饑荒、水旱災害，賑濟他們所需的糧食堪稱一筆天文數字。如此即使花費觀衆一半的糧食，但能免去長久的消耗，可謂一筆極划算的方案。

江統之所以長篇大論闡述上述觀點，應該是當時朝野許多人以經濟代價爲由，反對遣返羌、氐。但鑑於當時關中地區時常爆發自然災難，並且往往由於朝廷賑災不力激發叛亂的現實來看，江統所言，時爲着眼於長遠、舍小利而謀大局的政治家眼光。如他緊接着所言：“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

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

這一段講的是北地的匈奴人。當初曹操將歸附於東漢的南匈奴人移居幷州(山西一帶)，爲了避免其勢力強大，將其分爲五部、分而治之。由於當初匈奴與漢朝皇室和親，他們因此自稱漢庭外孫，統一改姓劉。而現在這一安分了上百年的外族也越來越不老實，前有劉猛之叛，今有郝氏作亂;況且匈奴五部人馬人口滋盛，遠超羌、氐(也就是超過了50萬人);況且他們天生弓馬嫺熟、彪悍善戰，如果發起大規模的反叛，將會給中原帶來致命打擊。

江統可謂點出了當時西晉王朝的最大威脅。當時匈奴人雖整體反叛動作比不上氐、羌，但其隱藏的強悍實力，可謂一顆最強勁的潛在炸彈。更可怕的是，朝廷執政者毫無政治危機感，他們在公元290年底任命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也就是把匈奴的全部權力歸於其一人之手;再加上劉淵常年在洛陽做人質，期間他四處拜師遊學，深受朝廷諸多權貴青睞。這樣一個瞭解西晉朝野虛實，而又文武兼通、滿腔抱負的梟雄，卻掌握着北方最強勁且不可控的軍事力量，如果任由其發展下去，其後果不堪設想。

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

這一段的意思比較明顯，即漢人自己的老百姓生活困苦之際，尚且會鬧事;犬馬也會互相啃咬，況且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夷、狄呢?他們現在之所以不大規模暴動，只是能力不足罷了。

下面是最後一段，點出了本文的要旨：

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

治理國家，民不在多而在於是否安定。如今東吳已滅，天下已再度歸爲一統，中原的地大物博、民衆殷實，假以時日，漢族的人口一定會增長到足以滿足生產與發展需要，爲何要貪圖外族的人口、急切追求一時所需呢?這無異於飲鴆止渴!

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們遣返，如此一來，則蠻夷有迴歸故土之慰，天下無動亂之憂，百姓有安居樂業之便，朝廷擁基業永固之利：

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

然而，對於江統的披肝瀝膽之言，西晉朝廷並沒有放在心上。

西晉爲何不採納《徙戎論》?軍事優勢、經濟考量是關鍵

前有東漢時期持續近百年的羌人之亂，近有鮮卑、氐、羌、匈奴的連續背叛，當時已遭受切膚之痛的西晉統治者，對江統提到的危機一定深有感觸，但無論是司馬炎，還是如今的掌權者，都對這一問題視爲不見?筆者認爲，有二個關鍵原因：

其一，西晉的軍事自信。由於持續數十年的三國對峙，加上期間對北方遊牧民族的不間斷打擊，飽經戰火錘鍊的曹魏/西晉軍隊實力達到了封建王朝的新巔峯。這裏不再贅述具體的描繪之辭，以公元295年的一場火災數據爲例：

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

都城的武器庫中，常年保存的武器可以供200萬軍人使用;更恐怖的是，當這些武器被毀後，西晉朝廷立馬重新打造、從各地調集，很快又補足了損失!

這是數量，我們再看看質量。我們結合上文：當初禿髮樹機能糾集數萬人造反，可謂聲勢浩大。而前期朝廷應對不利，更多的是用人不當;後來馬隆主動請纓，僅僅召集了3500人就西進平亂。史書稱其“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而到達涼州後他一戰擊敗叛軍，更是陣斬禿髮樹機能。而江統上書之前的齊萬年之亂，進展甚微的原因是由於“趙王、樑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當換上專業的軍人孟觀指揮後，晉軍則立馬改頭換面：“大戰十數，皆破之”。

客觀上來說，當時即使所有內附的外族同時作亂，西晉朝廷若認真應對，也絲毫不在話下。也許正是這份自信，讓統治者對潛在的威脅視而不顧。

其二，現實的經濟考量。這一點分爲兩部分：

首先，如江統所言，遣返數十萬羌、氐，所需的軍費、配給移民的口糧，將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加之當時正值連年自然災害，百姓經不起額外的賦稅;但若這部分開支讓世家大族提供，顯然會吃閉門羹;

其次，對廉價勞動力貪戀。《徙戎論》中提到的，內附的少數民族常年被欺辱，這是爲何?因爲他們由於身份、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被中原人僱傭承擔最基層的體力工作;甚至有很多人被賣爲奴隸，飽受最苛刻、悽慘的境遇。比如後來建立後趙的羯族人石勒，原本在上黨做一個小老百姓，後來被東贏公司馬騰擄掠，當作奴隸賣掉以充軍資。因此，如果將這些少數民族悉數遣返，地主階級講會遭受巨大的廉價勞動力損失。

因此，所謂“神武”的晉武帝司馬炎尚且對郭欽的建議無動於衷，更別提宮廷醉心於內鬥爭權的司馬衷時期。

而隨着西晉國力被“八王之亂”消耗殆盡，江統預見的災難如期而臨

隨着江統的上疏被無視之後，西晉統治者在作死的道路上策馬狂奔。藩王們對掌握中央大權如中毒般着迷，孜孜不倦的大起干戈，數十萬精兵命喪內鬥;同時，忙於搶權的他們，對於持續不斷的自然災害處理的隨心所欲，大量百姓流離失所。

以涌入益州的各民族流民爲資本，氐族人李特、李流、李庠兄弟於公元301年揭竿而起，而此時的司馬氏仍沉迷於內鬥，導致起義愈演愈烈。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稱帝，史稱“成漢”，拉開了五胡十六國的序幕;

而江統最爲忌憚的匈奴人劉淵，則在公元304年司馬穎召集他打擊鮮卑、烏桓之時，搖身一變自稱漢王，打着恢復漢室的旗號起兵反晉，上演了一出典型的落井下石(江統可謂一語成讖)。公元308年，劉淵正式稱帝，國號爲“漢”，史稱“漢趙”。而到了公元316年，劉淵之子劉聰在位時，漢趙大軍攻破長安，俘虜晉愍帝司馬鄴。就這樣，西晉被當初自己所冊封的“匈奴五部大都督”滅亡。

而此後，以江統在《徙戎論》中提到的羌、氐、匈奴、鮮卑以及羯族爲主力，史稱“五胡亂華”、南北朝對峙的大分裂局面先後上演，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楊堅滅南陳，陷入了戰亂近300年的中原纔再度迴歸暫時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