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富甲兩宋的江西,後來爲什麼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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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江西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在中國古代史上,江西省的地位曾有多重要?可以先簡單瞧瞧最近一千年,“江西籍”的中國牛人們,從“唐宋八大家”裏的曾鞏、歐陽修、王安石,到劈波斬浪的汪大淵,縱橫大明朝堂的夏言嚴嵩,寫下不朽唱詞的湯顯祖,貢獻《天工開物》的宋應星,設計巍峨故宮的“樣式雷”雷發達,痛打倭寇的譚綸鄧子龍,甚至再看看唐宋元明清時代,一撥撥江西籍的狀元,以及明清“朝士半江西”的盛況,每個姓名背後,都是流光溢彩的歷史。
不誇張的說,至少從唐末至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政治與文化史,正是江西曆史“串”起來的。而這輝煌歷史畫卷背後,正是強大經濟在支撐。在中國從唐末至明清的經濟版圖上,江西的地位曾舉足輕重,所謂“富甲兩宋”的形容,放在江西身上,那不過是“客氣話”。
那當年的江西,到底有多富?北宋的一個半世紀裏,江西人口增長兩點六倍,到北宋崇寧年間時突破四百五十萬人。江西的耕地數也突破六千萬畝,雄踞宋代全國第一。北宋每年的六百萬石漕米,江西就承擔了三分之一。作爲宋代“戰略物資”的茶葉,江西的產量更佔了全國三分之二。這何止是富甲天下?簡直是支撐大宋經濟的“頂樑柱”。
到了明清年間,江西的經濟地位依然是重量級。明朝年間,江西人口一度佔到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洪武大移民”時代,遷移各地的江西移民,直接助推了明初經濟的恢復發展。菸草、甘蔗、油茶等經濟作物,也在江西大量種植。手工業制瓷業蓬勃發展,“江右商幫”更享譽天下,江西的商貨幾百年間暢銷天下。“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成了通俗民諺。江西的富庶繁華,早已深入人心。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經濟重量級”的省份,隨着鴉片戰爭的一聲炮響,經濟地位爲何卻在近代史上悄然沒落呢?要講清這個問題,就要先理清一個事實:古代史上的江西,爲何曾經這麼富?除了江西本土豐富的物產和發達的農業外,卻還有兩個發人深思的重要條件。
首先一條,就是大唐“安史之亂”後,江西得天獨厚的經濟條件。“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南經濟與北方的聯繫空前加強,作爲交通樞紐的江西省,地位也就扶搖直上。
一方面,江西省內三面環山,鄱陽湖卻在北部居中,境內饒江、贛江、撫河、修水、信江五大河流縱橫,以鄱陽湖爲中心形成密集水網。另一方面,京杭大運河的開通,提升了贛江的交通地位。連接嶺南的大庾嶺路,也變成了寬8至12尺的大路。放在中世紀的中國版圖裏,江西,就好似一條連接南北的大動脈。
許多唐宋牛人的個人經歷,更縮影了江西的“大動脈”地位:比如唐代李翱赴任廣州時,就是乘船從洛陽出發,走水路沿大運河到達浙江衢州,再經陸路進入江西上饒,經大庾嶺路抵達廣州。北宋年間大文豪蘇軾被貶嶺南,從黃州出發乘船過長江後,一路經過江西境內的江州、洪州、吉州等地,最後到達嶺南。南宋大詩人陸游去四川奉節上任,從杭州乘船出發,也是要經過江西境內的江州等地,纔可順利到達。
可以說,在那個時代裏,別管哪路牛人,只要走長途。江西就是“繞不過去”的地方。
而從唐宋年間起,江西的洪州(南昌)就成了水陸交通中心,從洪州向東從水路到杭州,再經大運河就可到洛陽。向南可抵達大庾嶺後抵達廣州。公認“川陸一大都會”。江州(九江)則是水運中心,從江州出發的船舶,沿長江向東可到揚州,向西北直達長安,向北直達洛陽,向西可到四川。也正是從宋代起,南方特別是閩南嶺南地區的貨運,基本都是“自洪州渡江”,如此位置,堪稱中國版圖上的“黃金地段”。
坐擁如此“黃金要道”,外加江西當地豐富的物產與發達的農業,這時代的江西,真是想不發達都難。但江西在中世紀地位的長盛不衰,更得益於其發達的手工業。確切說,是兩個享譽天下的“核心產業”。首先一個,就是造紙業。
說到江西手工業,後人第一反應,常是景德鎮的瓷器,但江西的造紙業,意義也同樣重要:中國古代的造紙業發展到明代時,江西、四川、浙江、安徽、浙江是公認造紙重鎮,其中江西的鉛山、永豐、上饒等地,專以生產毛邊紙著稱。雖然毛邊紙價格便宜,但需求量極大,此時明朝發達的圖書業,更叫毛邊紙成了“剛需”。
江西的造紙業,也因此規模空前:僅僅是明代萬曆年間江西石塘鎮一地,造紙業工人就有兩千多人,且形成了“一槽四人”的精細分工。其強大的產量和空前的產業規模,令“天下之所取足”。鉛山的地位也在明代快速升級,公認與蘇杭、蕪湖、景德鎮、松江齊名的“五大手工業中心”。
更值得一說的,就是同爲“五大手工業中心”之一的景德鎮。明清年間,是中國瓷器洶涌出口全球的時代,景德鎮的瓷器產業,也就進入到空前火熱階段。明代的景德鎮,除了有五十八座官窯外,還有九百多座民窯。景德鎮每天僱傭的工人,總數多達萬人,每年生產的瓷器,“成本價”就在一百八十萬兩白銀以上。甚至還出現了“定製款”,即按照外商要求,生產歐洲人的餐具用品,只供出口海外。以荷蘭人的感慨說:“這類瓷器在中國是不用的”。
看過這樣的強大產量與銷量,甚至江西在明清經濟版圖裏“五大手工業中心佔其二”的地位。就知這當年有錢的江西,究竟強大在哪。
而也正是這兩個原因,讓我們清楚看懂近代江西衰敗的直接因素:首先就是交通地位的變化。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國門被轟開,京杭大運河的地位急劇下降,江西也受到了極大影響。南中國的水路運輸,基本改爲經上海轉運各地,雖然江西境內的九江,依然是近代交通樞紐。但九江的物資轉運,近代時多是連接湘鄂蜀各省,反而與江西“割裂”了。鐵路建設也跟進較慢,昔日的物流優勢,早就蕩然無存。
“黃金地段”的身份不再,對於近代江西經濟,顯然是重要打擊。
更沉痛的打擊,卻是江西傳統手工業的衰敗: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九江成了通商口岸,紛至沓來的“洋商”,也把大量的“洋貨”拿來傾銷,直接沖垮了江西本土的手工業。
比如曾享譽天下的“鉛山造紙業”,在清末“洋紙盛行”的風潮下,每年“售價不滿十萬”。同是造紙重鎮的石城“歇業者十居八九”。曾賣火全世界的景德鎮瓷器,面對“洋瓷”也“出口大減”。至於“夏布”“茶葉”等行業,或是“紛紛虧蝕收歇”,或是“所入不過十分之一”。到了十九世紀末,江西省的“採茶業”“布業”“航運業”“造紙業”都是“難免天演淘汰之悲”。“廢業者逾半”成了常見現象。
至於江西豐厚的物產,更成了外國勢力的“提款機”:大量的鴉片憑藉“特權”輸入江西,到清朝滅亡那年,每年進入江西的鴉片就有十四萬斤。江西本土的鎢礦煤礦糧食等礦產原材料農產品,更被各類“外商”“洋行”壓價收購,再製成工業品在江西傾銷。僅1887年這一年,由於英國“洋行”的壓價和壟斷,江西茶農就損失了百萬兩白銀,幾乎任人宰割。
昔日享譽天下的產業,都已風光不再,晚清年間的江西經濟,可想而知有多困難。
而比起這兩條經濟因素來,同樣重要的原因,更有晚清王朝的失敗治理。特別是鴉片戰爭後的半個多世紀裏,江西的鐵路公路等建設十分緩慢,相反多年以來,江西還要承擔大量的厘金負擔。晚清1880年之前,江西境內“釐卡”遍佈,省內貨物流通,“厘金”往往要收到百分之三十以上。雖然後來也“裁減”,但直到十九世紀末,江西每年要被徵收二百萬兩白銀以上的“厘金”,幾乎年年被盤剝殆盡。
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對外受衝擊,對內受盤剝,曾經“爲天下最”的江西省,自然也就在近代風光不再。這樣一段歷史,已是過往,今天正發展前行的江西省,未來一定更好。
但這樣一個過程,何嘗不是近代中國落後捱打,在困頓苦苦掙扎的縮影?多少的反思教訓,多少關於發展與自強的真諦,盡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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