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翰林院有何變化?區別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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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知道明清時期的翰林院有何變化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翰林院在中國歷史上是較爲特殊的機構,它是封建社會中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官僚結構,同時,它帶有極其鮮明的儒家文化色彩。西漢的楊雄的《長楊賦》中曾雲:
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這是“翰林”二字的最早出處,本意爲:文翰如林,有才學之人薈萃如斯。
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學士逐漸取代了中書舍人的位置,成爲爲皇帝起草各種敕令和聖旨的主要機構。宋朝時,翰林院的位置日漸重要,也有部分宰相出自翰林院,例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蔡京等,在當時,翰林院已經成爲培養宰輔的渠道之一。
到了明朝,特別是在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以後,翰林院的政治作用凸顯,明英宗之後,官場流行一句話,叫“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句話充分說明了翰林院的高門檻、大前途。
到了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雍正建立“軍機處”之前,翰林院在清朝也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本文通過對比明清兩代翰林院的制度,來淺談清朝在翰林院的三大“創新”。
明清兩代翰林院簡述
1.明朝翰林院:從詞臣到儲相之地
明朝翰林院的成立較早,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前一年(吳元年,公元1367年),在南京已經開始籌建翰林院。最初名爲“翰林國史院”,第二年,明朝建立,改名爲“翰林院”,其最高官職爲翰林學士(正三品)。以下還有侍講學士(正四品)、修撰(正六品)、編修(正七品)等職。在建文、永樂等不同時期,翰林院的人員建制和官員品級有所改變,但大同小異。
當時翰林院的主要職能有五點:
其一,編修國史、實錄和全國地理、水文等書籍。
其二,協助六部制定法令、禮樂等制度。
其三,給皇家講解經史等傳統典籍。
其四,幫助皇帝草擬敕令、詔書。
第五,協助主持全國鄉試、會試、殿試等。
另外,翰林院還要做大量的奏摺、文書的謄抄、歸檔事物。
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爆發,朱元璋徹底廢除了宰相制度。大權獨攬後,因精力有限,翰林院開始分擔一部分政治職能。據《明太祖實錄》卷139記載:
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從這以後,翰林院學士開始參政。
到了明成祖朱棣登基後,爲了應對繁雜的政務,朱棣成立了“內閣”,第一批內閣大臣一共有七人,都來自翰林院,據《明經世文編》所載:
太宗皇帝入繼大統,首摧翰林編修,初建內閣於奉天門內,簡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職代言,屬時更新,凡制誥命令誡救之文日移,而禮典庶政之議,及事之關機密者,鹹屬焉。”
這裏提到,朱棣登基後,對翰林院的七人非常重用,所有的詔令、禮典,政務等涉及機密的事情,都會讓這七人來處理。從此之後,翰林院大臣入內閣的慣例形成。特別是到了明英宗之後,形成了“無翰林不入內閣”的慣例。從宣德年間的“三楊”開始,再到明朝中後期的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明朝翰林院爲內閣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人才。翰林院庶吉士等職成了朝廷的儲備宰相。翰林院已經不再是明朝之前的文學侍臣的代名詞,而成了炙手可熱的政治機構。《明史·選舉制》對這個時候的翰林院評價爲:
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
2.清朝翰林院:生而坎坷,漸而盛極
清朝建立後,繼承了明朝大部分的政治制度,但是,翰林院的設立時間較晚(順治元年)。在此之前,皇太極於天聰三年,設立了文館。光緒年間所著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
天聰三年,設文館於盛京。
當時的“文館”,並非是文人聚集之所,而是招納和安置漢臣的主要機構。到了天聰十年,文館的人員越來越多,改文館爲 “內三院”,內三院包括內國史院、內祕書院、內弘文院。內三院的成立,頗有翰林院的雛形,因爲內三院設置了“大學士”一職。《清史稿·職官志》雲:
始亦沿承政名,後各置大學士一人,掌院事。
直到清軍入關,順治元年成立翰林院。因爲最初供職於翰林院的大多是漢臣,這和一些滿洲勳貴的利益相沖突,所以在順治二年六月,順治迫於壓力,撤銷了翰林院,翰林院人員又歸內三院管理。到了順勢十五年,順治裁內三院,復設翰林院。但是,爲了平衡滿漢大臣,翰林院設置滿漢掌院學士各一人,其他的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也都是滿漢各二人。
但是,順治十八年,順治又重蹈覆轍,撤掉了翰林院,恢復了內三院。這期間,滿漢文化衝突嚴重,滿漢文臣也存在這非常劇烈的碰撞。直到康熙九年,康熙決定以原來的內三院爲班底,重設翰林院,併成立內閣。《清聖祖實錄》卷33記載:
命改內三院爲內閣,其大學士、學士官銜,及設立翰林院衙門等官,俱著察順治十五年例議奏。
康熙復立翰林院的背景複雜,因爲登基之初,一直受四大輔政大臣鉗制。直到康熙八年,康熙擒鰲拜之後,康熙開始籌劃大權獨攬,次年,康熙借復立翰林院的機會,成立內閣,以內閣來對抗清朝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
從康熙復立翰林院之後,清朝翰林院才步入正常發展,逐漸盛極一時,對此後的清朝,影響很大。
綜上所述,清朝的翰林院成立是十分坎坷的,最初在滿漢鬥爭中幾度被撤銷,而後又因政治鬥爭被康熙重新復立,此後才步入正常軌道。
3.明清兩代翰林院的相同之處
在文化上,翰林院本是文學詞臣的聚集之地,也是朝廷重要國史、文化著作的誕生之所。在其核心文化作用上,明清兩代大致相同。
在政治上,在清朝軍機處成立之前,清朝的內閣是政治中樞機構之一,和明朝一樣,內閣大學士幾乎都出自翰林院,有“宰相”之稱,因此,清朝的翰林院,最初也是“儲相”之地。由此看來,明清兩代的翰林院似乎非常相似。
在職能上,明清兩代翰林院皆有編纂文史、稽查檔案、主持科舉、整理奏章等功能,並且,在翰林院的人員建制方面,也都大同小異。例如,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效仿宋朝制度,設立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殿閣大學士。清朝時期,基本沿用了這樣的方式,例如,清朝張英爲文華殿大學士,陳廷敬曾爲文淵閣大學士等。
雖然,明清兩代翰林院大體相同,甚至可以說一脈相承,但是,仔細對比而來,清朝在翰林院制度上,至少有三點“創新”。這三點“創新”對清朝的政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下面我們就一一來詳述。
創新(一):對“經筵日講”的空前重視
經筵日講制度並不是清朝的創新,清朝創新的是對這一制度的空前重視。經筵的意思是爲帝王講經論史,在理論上輔佐帝王執政。是帝王的教育制度之一,唐朝時期就有這一制度,宋、明兩代沿襲,清朝最爲重視。
誰來負責給帝王來講課呢,黃佐在《翰林記·開經筵》中記載:
經筵官有知經筵事、同知經筵事,講官推舉,皆出內閣翰林。
也就是說,給皇帝講課的人必須是飽學之士,而當時的飽學之士都集中在一個地方,那就是翰林院。明朝時期,也有過經筵日講,但《清聖祖實錄》評價明朝的經筵是:
人主惟端拱而聽,默無一言。如此雖人主不諳文義,臣下亦無由而知之。
也就是說,明朝的經筵制度,都流於形式,而清朝則大不相同,因爲他們是來真的。
在順治二年,漢臣洪承疇等人就上書順治,提議要聘請滿漢翰林學子爲順治傾授“聖學王道”,讓年幼的順治接受治國教育。《清聖祖實錄》雲:
伏祈擇滿漢詞臣朝夕進講,則聖德日進,而治化益光矣。
之後在順治五年和順治八年,漢臣們又多次上奏,強烈提議舉行經筵大典。到了順治九年,終於確定了經筵日講制度。到了康熙九年,翰林學士熊賜履在翰林院爲康熙進講《道千乘之國》《務民之義》等經典,讓康熙非常受用,當即“大喜,隨命取經筵日講儀注以進”,同年,康熙下旨:
“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諮啓沃之益。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爾部詳察典例,擇吉具儀奏聞。”(出自《清聖祖實錄》)至此,經筵日講制度走向高峯,康熙幾乎每月都要聽幾次課,以提高自己的儒家涵養和治國理論基礎。從此之後,清朝的經筵日講制度,也逐漸成了清朝帝王培養教育之關鍵。
經筵日講制度對清朝的封建統治意義重大,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培養清朝帝王的儒學素養。
清朝統治者出自關外,清軍入關後,其統治理念和中原主流的儒學文化截然不同。培養和提高清朝帝王的儒學素養,對清帝理解漢文化、治理漢族百姓至關重要。
第二,完成滿洲傳統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過渡。
愛新覺羅家族從關外的牛錄製度,過渡到八旗制度、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等,採取的都是滿洲獨有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和傳統的儒家思想並不完全相融。因此融入傳統的儒家制度,是統治全國的必要條件。而經筵日講制度,完成了滿洲傳統政治到封建儒家制度的過渡。
第三,緩和滿漢衝突,促進民族融合。
清朝順治、康熙年間,統治者入中原不久,因習俗、文化等不同,釀成滿漢衝突。經筵日講制度促進了滿洲統治者瞭解漢族文化,對緩和滿漢衝突,促進民族融合起了推動作用。
清朝之所以會如此重視經筵日講制度,實際上有三點原因,而且缺一不可:
其一,順治、康熙兩位皇帝登基時,皆是幼年,可塑性極強。所以,不管是滿洲宗室還是漢族大臣,如果想要國運昌隆、國君大有作爲,必須要做好帝王的教育。
其二,因爲經筵日講大多以漢族儒學爲主要內容,而清朝初期漢族大臣的地位並不高。因此,很多漢族大臣希望通過此舉,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時維護和皇帝的關係。
其三,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滿漢文化衝突嚴重,政治上也十分需要通過經筵日講來緩和文化矛盾。
總體來說,經筵日講制度雖然並非清朝所創,但清朝因爲獨特的歷史背,卻對這一制度空前重視,並且加以系統化的改造,使經筵日講成爲清朝翰林院的一個 “創新”之一。
創新(二):強化翰林院“入侍班”制度
在清朝初年,翰林院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入侍班”,強化翰林院“入值侍班”制度,是清朝翰林院的另外一個“創新”。
所謂“入值侍班”,實際上就是讓若干名有學識的翰林文臣按班次陪伴在皇帝身旁,隨時扈從,供皇帝諮詢,充當智囊和文書等職務。和經筵日講相比,入值侍班讓翰林官員有更大、更實際的權力。
早在皇太極登基不久,天聰三年,就已經有文臣入職皇太極的書房,當時稱爲書房官,例如當時著名的漢臣范文程就曾是皇太極的書房官。到了順治年間,翰林院(或內三院)的大學士和學士們已經有入值的情況存在,只是當時還未形成制度。據《詞林典故》記載:
順治十年冬,命內院大學士、學士於太和門更番入值。
到了順治十六年,翰林院入職制度正式確立了入值侍班制度,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曰:
順治十七年六月諭:“翰林院各官,原系文學侍從之臣,分班直宿,以備顧問……令翰林官直宿,聯不時召見顧問,兼以觀其學術才品。”
當時入值侍班的基本情況是:從翰林院抽取讀學士、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3人,編、檢各6人,合計24人,分爲三班,輪流入值在順勢身旁。這樣,每班有讀學士、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一人,編、檢各2人,共8人。入值侍班制度從此延續多年,並且聲勢越來越大。
清朝爲何會如此強化翰林的入值侍班制度呢?從本質上說,有兩方原因:
其一,清軍入關後,順治、康熙兩位皇帝沖齡即位,在繼位之初,各方面學識智慧都不算超羣,他們需要更多的翰林儒生們進行日常輔導,所謂“選博學之人輔導,講究文義” 。
其二,皇帝發佈詔令、諭旨等代表着最高權力,因此字字句句都需要熟悉儒學的大臣來斟酌,翰林院有精力、有能力來勝任這份工作,因此才讓翰林院入值侍班。
以上兩個原因,同時也說明了入值侍班最初的兩個目的,第一是輔導帝王學習、第二是做皇帝的文書,幫皇帝起草詔令等。
隨着入值侍班制度的發展,到了康熙時期,又形成了獨特的“南書房”,以高士奇、張英二位翰林大臣入南書房爲標誌,清朝翰林院入值制度發展到了高潮。此時的“南書房”,已經不是普通的“入值侍班”,而是作爲康熙執政的智囊和私人祕書了。據《養吉齋叢錄》雲:
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若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視草。
可見,最初內閣、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南書房翰林三者分工明確,南書房地位雖然特殊,但其本質上還是翰林入值侍班制度的昇華。
創新(三):推動翰林院的政治地位
自明朝明英宗之後,雖然有“非翰林不入內閣”的說法,這僅僅說明了內閣成員都來自翰林,但並不能說明翰林官員的普遍地位。清朝康熙時期,隨着儒學成爲清朝官方的主導文化,經筵日講和入值侍班都得到高度的重視和強化,從事這些工作的翰林們地位相比前朝,明顯提高。他們因爲常伴皇帝左右,而得到皇帝的信任。以熊賜履和李光地爲例。
熊賜履在翰林院人掌院學士四年,屢次主持經筵日講,就被提拔爲武英殿大學士,直入內閣。憑藉給康熙講課,就能迅速成爲朝廷大員,這種情況十分罕見。
李光地是康熙最爲信任的漢臣之一,康熙二十五年,李光地人翰林院掌院院士,開始入值侍班,因此得到康熙的賞識,後來李光地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另外,再如高士奇,此人出身低微,因爲才華出衆,被康熙以翰林的身份召入南書房,成爲一時之權臣。
再對比明朝時期的翰林院,《詞林典故》雲:
翰林院遷官始自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循至學士。其轉則吏部尚書、侍郎,以至內閣,不及他途。
也就是說,明朝時期,翰林官員雖然有升遷的途徑,甚至可以位極宰輔,但這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翰林學子,空耗半生,沒有機會成爲侍郎、尚書、內閣宰輔,也就沉寂下來。有明一朝,翰林官員的地位普遍不高。同樣的道理,在《嘯亭續錄》中說的更加直白:
明代設翰林院於東長安門外,視之與部院等,坐耗俸祿,毫無一事,惟以爲入閣之階。
可見,明代翰林院官員,除了個別入閣的,很多資源都浪費了。他們只能“空耗俸祿”。
在清朝,因爲翰林學子不僅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晉升爲侍郎、尚書、大學士等要職,更有“經筵日講”和“入值侍班”等機會接觸到帝王,仕途上機會更多。
究其原因,清朝翰林院的政治地位提高,有三點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因民族原因,清朝統治者對漢臣的使用並非隨心所欲,但需要藉助才華出衆的漢臣來輔佐自己,而才華出衆的漢臣大多出自翰林院,所以翰林們在這方面有諸多優勢。
第二,因“經筵日講”和“入值侍班”等制度的建立和強化,翰林官員接觸皇帝的機會變多,不僅皇帝從翰林院提拔官員的概率增大,同時翰林官員在仕途晉升上的偶然性也在增大,所以推動了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
第三,清朝統治者革除了明朝翰林院的諸多弊端,提供更多的職位給翰林們,讓翰林院儒生們的出路更多了。《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曰:
降及清代,鑑於前明之弊,變通館制,廣開仕路:除內閣外,翰林官內而可升部院、京堂、科道,外則可轉司道、藩桌、知府,通過內外互轉之制,“使之歷練民事,以資任用。
可見,由於民族和特殊的制度,清朝翰林院官員的出路的確比明朝要更多,更好。長此下去,翰林院在清朝的政治地位自然上升,這也是清朝翰林院的特色和創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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