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諸葛亮識人用人的七種方法！太管用了

諸葛亮主要從語言和行爲兩方面瞭解人，他認爲通過問答可以瞭解一個人的志向、操守以及如何應對變化，還可以瞭解人的見識、智謀和勇怯之情。通過用酒、財、約會來考察人，可以瞭解一個人的性情和這個人是否廉潔、是否守信用。

三國時，諸葛亮以精於治國聞名於世，行兵佈陣被司馬懿稱爲“天下奇才”。在用人方面，諸葛亮也有過人之處。劉備初入蜀時，任命蔣琬爲廣都長，有一次劉備出外視察，突然來到廣都，他見蔣琬“衆事不治，時又沉醉，大怒，將加罪戮”。這時，諸葛亮出面爲蔣琬求情，他說蔣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勸劉備重用蔣琬，使劉備對蔣琬刮目相看。

劉備與曹操爭奪漢中時，劉備兵力不足，“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正在猶疑之際，其僚屬楊洪進言“無漢中則無蜀”，勸諸葛亮馬上發兵。諸葛亮見楊洪見識不凡，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楊洪推薦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略，諸葛亮便請劉備任命何祗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鹹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公元234年8月，諸葛亮在彌留之際，仍不忘推薦蔣琬和費禕“可任大事”，後來蔣琬和費禕先後擔任掌管國家軍政的大司馬一職，使蜀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了穩定。

諸葛亮是如何知人的?在《諸葛亮心書》中，諸葛亮說：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善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變。三曰：諮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顯然，諸葛亮主要從語言和行爲兩方面瞭解人，他認爲通過問答可以瞭解一個人的志向、操守以及如何應對變化，還可以瞭解人的見識、智謀和勇怯之情。通過用酒、財、約會來考察人，可以瞭解一個人的性情和這個人是否廉潔、是否守信用。諸葛亮的知人術和《莊子·列禦寇》提出的“九徵”鑑人法(見7月15日《廣州日報》B9版)有類似之處，是一種很實用的知人方法。

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最爲出名的軍事家政治家，著名的“草船借箭”、“聲東擊西”等都是他的良策。也正是因爲他的足智多謀，爲劉備打下了一片江山。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真的是一個最好的決定，然而曹操也曾三請諸葛亮，爲何諸葛亮選擇了劉備而不是選擇曹操呢?

民間曾有歇後語“曹操請孔明——沒誠心”來評價曹操三請諸葛亮這件事，從側面也看出了曹操並未滿含真心實意來請諸葛亮出山。曹操第一次派了曹洪，第二次派了程煜，第三次自己親自出馬都未能請到諸葛亮。曹操本是孤高自傲之人，這樣一來，一方面已經徹底破壞了對諸葛亮的印象，另一方面，曹操的個性實在多疑，認爲諸葛亮大概與他不是同道中人亦不能共事。而諸葛亮大概更能看出曹操雖然有選賢任能的才能，但是確實也讓不少能人志士喪生，雖然他實力最爲強大，但是兩人的政治理念不同，實在也是不能相互合作。

相反，劉備爲何“三顧茅廬”就能請得到諸葛亮呢?首先，要說劉備的本性了。劉備本是儒雅之人，禮賢下士，爲人謙遜，擁有一顆懷柔之心，也正是這樣身邊的兄弟一個一個對他都是忠心耿耿。光是劉備“三顧茅廬”，就不難看出他的求賢若渴。再者，劉備的背景。諸葛亮作爲一個讀書人，對於皇室正統的概念還是十分根深蒂固的。劉備是名正言順的皇家後代，輔佐他本來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最後，劉備實力雖然較弱，但是他還是擁有着權力，身邊還有一衆的將士。跟隨劉備，必定能得到重用。

諸葛亮一生睿智，做的選擇也是讓人不禁感嘆他的聰慧。劉備一生最信賴諸葛亮，直到臨終仍然將自己“扶不起的阿斗”託付給了諸葛亮，也不難看出諸葛亮的選擇正確了。

《三國演義》中，有一次十分精彩的相互辯難，這是夷陵之戰後，吳蜀重新修好時，孫權送走蜀國使臣李恢後，又派張溫去成都回訪。諸葛亮鄙視張溫以口舌之辯而恃才傲物，特別召來益州飽學之士秦宓。交談中，秦宓以所學知識爲政治服務，有問必答，最終的落腳點是，西蜀政權是正統。

張溫數度辯難都處於下風，竟然拿出了殺手鐗：“日生於東乎?”想以此自然現象來證明，東吳纔是中國的正統政權。秦宓針鋒相對地回答說：“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此話的政治意義十分明白：雖然東吳有皇帝，但必然要爲西蜀消滅。這故事是真實的，《三國志》中亦有記載，諸葛亮特地召來秦宓，就是要在打嘴仗中勝過對方。

可惜的是，自然現象同政治鬥爭並沒有表裏聯繫，徒作口舌之爭爾!卻不能改變西蜀日漸沒落直至滅亡的命運。諸葛亮主政期間，雖然明察到西蜀危急存亡的緊迫形勢，然而卻舉止失措，不但未能挽救局勢於即倒，反而加速了它的滅亡。星殞五丈原時候，他是帶着無可奈何的心情溘然而去的。

諸葛亮一生自視甚高，青年時就自況以管仲、樂毅，是出將入相的全才;劉備死後，治理蜀國的政績也日見彰著，南征孟獲的勝利，似乎又檢驗了他的軍事才幹，鼓舞了他率領部隊進攻曹魏的信心。在做了兩年半的準備之後，遂置西蜀同僚的反對於不顧，於建興六年(公元 228年)春，率領十萬軍隊開始了第一次北伐.

北伐前夕，漢中軍事大本營東邊的西城(今陝西安康市)、上庸(今湖北竹山縣)、房陵(今湖北房縣)三郡已合併成新都郡，魏國郡守由西蜀的降將孟達擔任。諸葛亮多次寫信去加以引誘。孟達因賴以立身的靠山魏文帝曹丕及尚書令桓階、徵南大將軍夏侯尚相繼亡故而惶惑不安，誠恐有不妄之災，在諸葛亮的策反下，遂決定叛魏歸蜀。

這樣一來，不僅漢中大本營東邊多了層屏障，而且隨時可從東邊北攻魏國的南陽，以策應諸葛亮北伐。可惜諸葛亮心胸狹窄，討厭孟達反覆無常，又擔心將來成爲西蜀的禍患，竟在策反成功後，又派遣郭模僞降魏國的魏興太守申儀，利用申儀與孟達的不和，有意泄露孟達投降西蜀的消息。司馬懿獲得密報後，率軍急行到西城，殲滅了這場未遂的叛亂。諸葛亮自斷右臂的結果，使第一次北伐失去了牽制魏國的策應。

諸葛亮在孟達這支力量的處理上，直弄得讀史之人瞠目結舌，一個政治家臨大事時，竟然受情緒支配而不顧大局的需要，用“出賣”手段自剪羽翼，卻不能兼容幷包，甚至連借力打力都予以排斥。冷靜地想想，即令孟達極不可靠，待投降西蜀後，也有許多方式冷處理，何以臨陣出此下策!既然“出賣”了，那就坐山觀虎鬥好了，何以在司馬懿攻打孟達時又發兵救援?

在一件事情的處理上，從策反到出賣再到救援，短短時間內態度居然反覆了三次，真的不可思議了。曹操也曾遇到比孟達更爲“可惡”的人物，這就是張繡。在官渡之戰進行之中，降而復叛的張繡再次請求投降，曹操不顧南陽大敗的慘痛，大度地捐棄前嫌，以極爲熱烈的態度迎接張繡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