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都有文武大臣代表 古人是怎麼選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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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古代文武大臣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本站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從秦開始,歷史上每個朝代各選一個代表性的文臣和武將,怎麼選?
秦朝,文臣李斯、武將章邯
以皇帝爲核心的國家制度、以丞相爲核心的中央政府制度、以郡縣爲基礎的地方行政制度,都是李斯積極操作的。還有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行同倫,等等這些實際國策,也與李斯密不可分。所以,李斯必須是大秦帝國的第一文臣。
這些制度,在始皇帝之前的秦戰國,已經有了成熟地實踐。所以,李斯自然不是從0到1的突破。但是從1到100,把秦法秦制推廣到當時的整個天下,也絕對算是奇蹟。
武將第一,爲什麼不選蒙恬?因爲蒙恬退場太早。他曾協助李信滅楚,但滅楚失敗。後來,領兵三十萬北卻匈奴。但這還不夠。大秦帝國最需要能戰將軍的時候,是大澤鄉起義之後。但蒙恬死了。
而這時候領銜擔當的,是章邯。
陳勝的起義軍已經打到咸陽邊上了。章邯臨危受命,硬是把起義軍懟出函谷關。而且,出關之後,章邯再展帝國雄風,南平楚、北迫趙,又一次狠虐了一遍山東六國。雖然鉅鹿戰敗,但章邯是唯一挽狂瀾於即倒的大秦武將。而鉅鹿之戰,到底是項羽戰神附體,還是章邯有意放水,真得不好說。
西漢,文臣賈誼、武將周亞夫
在西漢,你沒法用功勳排位文臣。如果按功勳,那必須是蕭何、曹參。蕭規曹隨奠定了大漢七十年的繁榮。但,陳平也不差、張良更厲害。陳平做治世丞相,怎麼也比沛豐功勳更合適。而張良則厲害到劉邦不敢用。
之所以是賈誼,是因爲他爲大漢轉型提出了理論預見。《治安策》堪稱兩漢第一雄文,漢武帝將國策由消極保守改爲積極進取,基本就是按照《治安策》的預見去操作的。主父偃建言推恩令,而推恩令完全就是賈誼“衆建諸侯以少其力”的實踐版。
西漢的武將,非常厲害。衛青、霍去病自不必說。衛霍之後的趙充國,堪稱戰略級大師。如果沒有趙充國,西漢大概率搞不定羌人。羌亂就不會從東漢開始,而會從西漢開始。
西漢最致命的一個危機,是七王之亂。雖然七王之亂三個月就被平定了,但七王之亂也可能三個月滅掉西漢。到那時候,中國很可能再次退回戰國亂世。所以,周亞夫平七王之亂的功勳,足以冠軍西漢。
至於衛霍打匈奴,打不過就和親認慫;打得過就威震草原。但無論結果如何,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是變不了的。匈奴不是後期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當時完全沒有徵服中原的雄心壯志,更沒有入主中原的組織能力。
東漢,文臣不瞭解、武將劉秀
東漢最主要的問題是豪族政治。中央集權加郡縣制度,是爲了消滅諸侯。但是,漢武帝之時卻出現了大俠,漢武帝之後則出現了豪族。東漢就是在豪族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新王朝。所以,豪族問題是東漢的主要矛盾。
但,東漢的一衆文臣,誰也沒能解決這個豪族問題。因爲文臣都是豪族士大夫。豪族士大夫自然不會想着怎麼解決自己。豪族不死、國家不興。東漢外有羌人放血、內有豪族瓦解,然後天災加腐敗逼出了農民起義。
武將呢?竇固、耿忠窮追西域,班超不如虎穴焉得虎子、經略西域,這些人不是名將嗎?可以是。但匈奴真正被幹廢的原因,是烏孫在漢朝的支持下崛起了。而支持烏孫,則要追溯到漢武帝。後來,則是鮮卑人充當了東漢的僱傭軍。而東漢自己則一直在實施內部的去軍事化和邊地的胡人化。簡單說,就是把武裝力量交給了胡人。
所以,東漢的武將第一,就讓劉秀來當吧。劉秀昆陽之戰,一下幹廢了新莽王朝42萬大軍。這是一場開掛加改代碼的神操作,哪朝名將都比不了。而在河北豪族的支持下,劉秀再造大漢。這個功勳也足以傲視整個東漢了。
三國,文臣曹操、武將曹操
三國就算一個朝代吧。甚至,也不從曹丕篡漢起算了,直接從黃巾起義起算。因爲曹丕篡漢而三足鼎立之後,就沒啥意思了:故事不好看,英雄也不多。我最喜歡的諸葛亮到頭來還是悲情結尾。所以,不妨把尺度拉大一點兒。
東漢的主要矛盾是豪族問題,次要矛盾是胡人問題。但因爲豪族還能組織社會,所以胡人殺不進來。東漢亂世,實際是地方豪族支持的軍事代理人在打內戰。
但是,因爲這些軍事代理人太生猛,所以胡人成不了氣候。而這些軍事代理人的翹楚,即亂世諸侯最強者,就是曹操。在漢末亂世,曹操竟能實現北方一統。
諸葛亮厲害,五伐中原,全部敗北,秦嶺大山成了丞相噩夢。生子當如孫仲謀,五攻合肥,合肥堅如磐石,合肥成了孫權的噩夢。這些豪傑別說一統北方,就是北伐中原也做不到。所以,一統北方中原,足以證明曹孟德的軍事才能雄冠三國。
曹操武將第一不假,爲何還是文臣第一?曹操集團以及曹魏一系,不是勝在軍事而是勝在財政。簡單說,曹操始終捏着亂世第一稀缺資源,即糧食。而要搞到糧食,就必須組織生產、恢復財政。曹操複製漢武帝的屯田模式,在亂世中原首創屯田。這個深刻洞見和高維操作,已經幹廢了所有三國文臣。
諸葛亮頻頻北伐。直到第五次北伐,他才發現屯田的重要性。於是,在第五次北伐的時候,蜀漢大軍開始在渭水之濱搞屯田。但是,曹操呢?亂世之初就想到了,而且還認真去做了。以後,曹魏一系的所有戰爭,都離不開屯田以及財政的支持。正是在曹操高度重視下,曹魏一系才涌現出一大批財政幹部。而這些財政幹部,你在蜀漢和東吳幾乎找不到。
西晉,文臣全部歇菜,武將勉強就算司馬炎吧
按理說,文臣武將都不能把皇帝和主公包括在內。但是,在英雄稀缺的時代,只能把他們也算進去了。司馬炎說破大天也就是個官三代(從他爺爺司馬懿起算),他怎麼能是武將第一呢?
西晉只有一個高光時刻,那就是晉滅吳之戰,最終實現了三國歸於一統。而晉滅吳之戰,差不多以整條長江爲戰線,五縱一橫、六路出擊。這麼大的戰場、這麼多的大軍,最難的不是戰場破敵,而是諸路協調。而作爲六路大軍總協調人的,就是司馬炎。所以,司馬炎有此功勳,足以堪當武將翹楚。
然後,西晉一朝,你也找不到什麼像樣的名將了。因爲司馬炎去了州郡兵之後,就把大軍交給了司馬家的王爺們。而這些王爺們硬是折騰出了八王之亂,隨即便是五胡亂華。
文臣呢?西晉的主要矛盾,繼承了東漢的豪族問題,但胡人內遷也導致胡人問題上升爲主要矛盾。所以,豪族問題和胡人問題,到底哪一更主要,也就說不清楚了。而縱觀西晉一朝,豪族士大夫除了清談,幾乎啥也沒幹。所以,文臣全部歇菜。
東晉,文臣繼續歇菜、武將謝安
其實,我挺想說說祖逖的。如果東晉能夠稍微爭氣一點兒,未必不能從南掃北,恢復中原。因爲胡人部落兵始終搞不懂中原的統治邏輯,而且胡人數量也始終無法超過漢人。祖逖僅憑一腔血勇,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帶着祖家宗族部曲一通猛操作,就能逼得羯人雄主石勒頓兵黃河。
所以,東晉北伐中原不是沒有希望。胡人之所以能夠稱雄北方,就是因爲衣冠南渡之後,北方漢人失去了組織社會的可能。胡人是部落制,漢人是豪族制。在這個底層邏輯上,豪族制未必幹不過部落制。
但是,東晉太垃圾,而豪族也太無恥。所以,名將也就真心難找了。待到前秦一統北方,氐人飲馬淮河,東晉的當軸豪族也只能硬着頭皮死命扛了。於是,淝水之戰,謝安封神。
那劉裕呢?這傢伙可是掃平南燕、猛奪關中、威逼北魏的狠角色。這份功勳怎麼也要比謝安更牛。劉裕最好算南北朝第一武將吧,畢竟後來直接篡晉建宋了。
文臣沒法說。武將,戰場殺伐,殺得改變歷史格局或打破歷史節奏,然後這就足以封神。而文臣是要治國的,必須擔當起組織社會、構建秩序的歷史任務。在東晉,這個秩序怎麼構建?還是那句話:豪族不死、國家不興。東晉始終沒能出現搞死或削弱豪族的文臣。
南北朝,文臣算宇文泰,武將第一就算劉裕吧
其實,北方的武將更能打。但南北總要平衡一下。所以,武將第一就給南朝吧。歷史上,從南掃北而一統天下的,只有朱元璋。劉邦從漢中起兵,算是從南了,但主要還是從西向東,複製了秦戰國的一統模式。所以,這就不算了。除朱元璋之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從南掃北就是劉裕北伐。劉裕以及北府兵是相當兇猛,硬是在北魏的眼皮底下幹到了關中。劉裕之後,南朝武功便毫無建樹。
文臣是要組織社會、構建秩序的。所以,文臣的任務就要更重一點兒,必須瞄着社會主要矛盾去操作。
當時的社會主要矛盾,在南方肯定是豪族問題。衣冠南渡之後,南方豪族也不用考慮胡人問題了。他們搞定豪族就行了。但南朝太廢,不是搞定豪族,而是皇室跟豪族一直打內戰。
在北方,這個主要矛盾只能是胡人問題。簡單說,就是胡人與漢人的關係怎麼相處。你總不能讓這兩撥人平時恨無止境、戰時死磕到底吧。
後趙石勒搞胡人壓迫漢人的政策,但冉閔一出,羯人幾乎滅族。前秦苻堅搞胡漢融合的政策,但淝水之戰,徹底歇菜。北魏搞胡人漢化的政策,但六鎮起義,北魏滅亡。胡人欺負漢人,不行;胡人漢人融合,也不行;胡人學習漢人,還不行。於是,歷史走到了死衚衕。因爲邏輯上已經周延了,所有道路全都封死。
邏輯上可以周延,但節奏上可以把握。宇文泰在底層搞漢人胡化,而在頂層卻搞了胡漢融合。之後,又通過柱國制和府兵制,把關中胡人和漢人全都編入軍事化組織。實際上,這就是打左燈往右拐。表面上看是漢人胡化,西魏吸取北魏滅亡的教訓,所以必須搞胡人欺負漢人的政策。但實際上卻是胡人漢化,上層搞關隴聯姻、下層以府兵融合,而組織社會的方式還是漢人的模式。西魏、北周、隋唐一系,之所以能夠一統天下,必須要溯源到宇文泰。否則,你根本無法解釋殘破關中是如何再度輝煌的。
隋朝,文臣楊堅、武將就休息一下吧
隋朝太短。秦朝也短,但如果從秦戰國起算,嬴氏時代則不算短。隋朝主要繼承了北魏、西魏和北周的衣鉢。但,隋文帝楊堅繼承得非常徹底。隋朝搞均田,唐代也搞均田。但隋朝做得明顯比唐代更成功。在隋朝,老百姓是不能偷稅和逃稅的。中國歷史上,只有隋朝能夠這麼奇葩。隋朝的基層縣令,真能把老百姓全都叫到縣府大衙,然後一個一個地登記姓名和年齡,即所謂的大索貌閱。這種彪悍到生猛的人口普查,即便是現代政府也做不到。
武將呢?三徵高句麗然後徵到亡國的神操作,歷史上也就隋朝能幹出來。所以,武將你還怎麼找?
不是還有隋滅南朝陳的一統武功嗎?問題是隋滅南朝陳的統帥,就是三徵高句麗的隋煬帝楊廣。所以,你怎麼也不能說楊廣算大隋第一武將吧?
唐代,文臣楊炎、武將太多
均田制,非常好。因爲它能夠實現耕者有其田。起碼最窮的老百姓也能有地種。即便只是理論上可以,但也難能可貴了。而配合府兵制,那就更爲完善了。老百姓有地種,然後就有義務給國家交稅,也有義務去當府兵。權利和義務對等了,這在主權在君的傳統時代,相當不容易。
但,均田制卻始終遭遇豪族問題的衝擊。老百姓均田交稅了,豪族咋辦?豪族不死、國家不興。豪族全死呢?則五胡亂華。所以,豪族問題太頭疼。
但是,安史之亂直接幹廢了北方豪族。安史之亂太突然,所以豪族沒法跑。即便跑,也是不能舉族南遷。所以,豪族算是給幹廢了,但還沒有幹到滅絕。把豪族徹底乾死,還要等到黃巢起義。黃巢起義軍對待豪族,可比安史叛軍狠多了。
豪族是沒了,但基層社會由誰來組織?基層社會組織不起來,國家就沒法收稅。老百姓要麼上山當強盜,要麼自我武裝去種地,國家根本收不上稅、也徵不到兵。國家有大軍,怎麼徵不到稅、徵不到兵?問題是你得考慮成本。國家必須低成本的收稅、徵兵才能運行起來。
劉晏的鹽業改革,相當於給垂危的大唐打了一針強心劑,總算活過來了。而楊炎的兩稅法,則是真正給大唐帝國解決了收稅的問題。甚至,兩稅法變成了以後歷代王朝的工具正義。連五代後梁的朱溫,都認可兩稅。傳統帝國一直髮展到唐代的兩稅法,才搞明白“履畝而稅”的技術問題。
所以,唐代的文臣第一,就是楊炎了。至於武將,唐代能打的將軍太多。而且,隨便拉出一個都足以改變歷史的運行節奏。
於是,自然會生出一個疑問,那就是唐代的武將爲什麼能打?
不是唐代的將軍能打,而是唐代的府兵能打。侯君集出擊吐谷渾,所部兵馬“人齔冰、馬瞰雪”。而契苾何力追擊吐谷渾殘部,直接幹到了今天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將士刺馬血飲之”。就這種士兵,以後的歷朝歷代,什麼時候有過?沒有死戰的精兵,就不會有改變歷史節奏的名將。
唐軍能戰,一個是府兵制、一個是普遍的軍人榮譽感。府兵,實際就是中原的草原部落兵。草原部落兵,以能戰爲榮,府兵也以能戰爲榮。而隋唐的關隴貴族,又是一個軍事貴族集團。所以,整個社會風氣一直尚武。但,這只是前期。
府兵的一個問題是韌性太差。府兵不是職業募兵。所以,扛不住連年征戰。於是,長征健兒等職業募兵,在玄宗朝大量出現了。職業募兵的升級版,就是軍人利益集團。唐代的藩鎮割據和五代亂世,都是因爲軍人利益集團的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五代,文臣馮道、武將柴榮
什麼三朝老臣、四朝老臣,在馮道面前,全都不值一提。這傢伙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個朝代,這個誰能比?而且,先後伺候過後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閔帝、後唐末帝、後晉高祖、後晉出帝、後漢高祖、後漢隱帝、後周太祖、後周世宗等十位皇帝。如果把開封稱帝遼太宗耶律德光也算進來,那麼,馮道就算伺候過十一位皇帝。如果他能活得再久一點兒,也能伺候一回宋太祖趙匡胤。
歐陽修罵馮道不知廉恥、司馬光罵馮道奸臣之尤,但五代就是這麼一個“生猛海鮮”的亂世。要想活,要臉不行,不要臉勉強,得死不要臉才行。馮道算是這個亂世的縮影。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人家馮道之道,則是無道也能見,而且還能見的流光溢彩。
武將第一,按理說,應該是後唐莊宗李存勖。沙陀軍事集團的高光時刻,一個月入川滅前蜀。北宋死命追,也是用了66天,才入川滅後蜀。但是,李存勖的污點太明顯。最後對陣李嗣源,李存勖連正面戰場都沒上,就被自己人搞死了。
所以,五代第一武將就算柴榮了。柴榮說如果給自己三十年時間,就可致天下太平。但是,上天連十年時間都沒有給他。即便如此,柴榮仍舊幹成了三件足以彪炳五代的大事:
一是高平之戰打廢北漢和契丹。高平之戰前,草原契丹吊打中原王朝;高平之戰後,中原王朝吊打草原契丹。一直持續到北宋第二次幽州之戰以後,契丹被吊打的局面才被扭轉。
二是收復秦、鳳、成、階四州,中原王朝打廢后蜀。自此之後,後蜀只能躲在秦嶺大山以南,不敢北出中原搞事情。
三是三徵南唐,拓土州十四、縣六十,關鍵是把南唐徹底壓到了長江一線。守江必守淮。而後唐卻被趕出淮河、趕到長江。所以,後唐什麼時候被滅,只剩時間問題。
北宋,文臣王安石、武將章楶
到了北宋,豪族問題已經不是主要問題了。豪族不死、國家不興。但,這時候,豪族已經死了,那國家一定能興嗎?答案是:也未必。
豪族死,只是國家興的必要條件。因爲豪族相當於內部腫瘤,而有這個腫瘤存在,中央王朝就無法集中資源。但是,豪族也發揮了組織社會的作用。所以,豪族沒了,就必須有人替代豪族來組織社會。那麼,北宋的社會是由誰來組織的?
按照中央集權的邏輯,必須是國家來組織社會。但皇權不下縣。國家即便實力再強,也無法把統治觸角延伸到村一級。即便是現代國家,也做不到。所以,縣以下還是要靠自治。不是自治有多好,而是自治成本低。
北宋主要靠兩個手段,一個是市場和資本,土地自由買賣、資本高度活躍;一個是科舉士大夫,實際建立一個學問爲中心的社會。北宋後期,常年有大約20萬學生就讀於各地州學、縣學,約有8萬人定期參加各州三年一次的科考。而這就是北宋凝聚力的來源。
這個問題,小編之前專門講過,所以這裏一筆帶過,只是對豪族問題做個迴應。那麼,北宋的主要矛盾是什麼?
唐代的主要矛盾,在前期主要是財政問題。大唐的財政能力跟大隋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在後期主要是藩鎮問題,但藩鎮問題的本質還是財政問題,簡單說就是大唐代廷的錢始終不夠花。
而北宋也是如此。北宋不可遏止地跟自家老百姓做買賣。凡是能賺錢的暴利行業,國家必須染指;凡是能賺錢的神奇操作,國家必須使用。甚至,北宋能在傳統社會玩出金融危機,還是紙幣危機。但是,北宋的錢,仍舊不夠花。
范仲淹最初開始解決,試圖推進保守的財政路線。但,這是治標不治本。而真正提出創見的,是王安石。王安石認爲天下之財取之不盡,關鍵在於怎麼理財。在中國歷史上,王安石的觀點是絕無僅有的。
司馬光爲代表的保守派士大夫,認爲天下之財就是池塘裏的水,國家喝得多、百姓一定喝得少,所以必然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而王安石則認爲天下之財是源源不斷的活水,國家和百姓之間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滿的關係,理財到位,根本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
司馬光的認識,停留在初等數學的層面,數字是靜態的,1就是1、2就是2。而王安石的認識,則已經上升到了高等數學的層面,數字是動態的,從1到2是個連續變化的過程。
王安石的財政觀點及背後邏輯,之前也有文章論述過,所以也不多說了。王安石雖然變法失敗了,但北宋以後的路線仍舊是新黨路線。但新黨沒有完全繼承王安石的變法精髓,把路給走歪了,最後演變成:只爲皇帝不爲國家、只爲統治不顧人民。
至於名將第一,一定出現在宋夏、宋遼戰場上。但宋遼在澶淵之盟後就不打了,所以只能出現在宋夏戰場上。宋夏之戰打了一百多年,直到公元1092年的洪德堡之戰,北宋才扭轉了一直窩囊的調性。而改變戰局調性的,就是章楶。
章楶在主持陝西戰事後,北宋終於瞭解怎麼對付党項人了。所以,從1092年洪德堡之戰開始到1099年西夏正式謝罪,總共不到十年時間,宋夏戰爭便基本宣告結束。後來的第五次宋夏戰爭,就是北宋在炫耀武功、擴大戰果。
南宋,文臣陸秀夫、武將岳飛
武將岳飛,幾乎沒有什麼爭議。岳飛的軍事成就足以彪炳史冊,而岳飛的悲情故事則深入到了民族記憶的骨髓。
宋元崖山之戰,南宋戰敗後,宰相陸秀夫揹負南宋小皇帝跳海自盡,隨後十萬南宋軍民跳海殉國。歷代王朝都會滅亡,但滅亡得如南宋這般悲壯的,絕無僅有。
南宋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戰爭問題。而戰爭問題背後,還是財政問題。國家集中社會財富,然後將財富轉化爲軍事實力,最後再與蒙古對決。然而,南宋始終沒有一個文臣能夠操作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太難了。
元代,文臣脫脫、武將太多
在關於如何給前朝修史的問題上,大元代堂一直爭執不休。到底是以北南宋爲正統,還是以金朝爲正統,南宋遺民和金朝遺民能把人腦袋打成狗腦袋。就是因爲這個正統問題無法解決,所以元代始終無法完成給前朝修史的工作。
後來,丞相脫脫直接上了:你們誰也別嗶嗶了,只要能建立一個國家的,我們大元就給它修史。所以,元代用了兩年半的時間,一氣修了宋史、遼史、金史三部史書。但沒給西夏修史,所以西夏到底是怎麼回事,直到晚清纔給考證出來。
脫脫的這個生猛操作,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廣義上的“政教分離”。按照儒家的設計,政治必須通過文化、文明和宗教才能獲得意義。皇帝必須是天的兒子,即天子,然後纔有資格統治億萬兆民。所以,或者是宗教的上帝,於是君權神授;或者是文化的加持,於是君權天授。完成了這個初始論證,政治才能獲得意義。而脫脫的操作,卻把文化、宗教與政治分離了。統治就是統治,政治可以在宗教和文化之外獨自獲得意義。這也是一個創見,而且非常現代。
武將呢?從成吉思汗起算,蒙元黃金家族堪稱基因逆天到爆表,連續三代人個個能打。大蒙古帝國,最不缺的就是能打的武將。歷史上,也就五胡十六國的鮮卑慕容氏出現過這種情況。所以,武將就沒法算了。
但蒙古能打,也是有原因的。這裏只提一點:但凡東亞的中原地區足夠強勢,北方草原就別想猖狂。但問題是從五代開始,東亞的中原地區一直就沒有強勢起來。這個大的歷史格局,成爲蒙古崛起的重要外因。
明代,文臣張居正、武將於謙
這兩個都是文臣。但于謙領兵,成功地組織了北京保衛戰。所以,于謙歸類到武將。當時,明英宗被抓了俘虜,大明精銳盡喪土木堡,瓦剌三路大軍直撲北京。大明王朝遭遇的危局,比北宋的汴梁之圍還要兇險。但于謙力挽狂瀾,不僅取得北京保衛戰的成功,而且還追着瓦剌的大軍死命揍。
如果沒有于謙強硬主戰和高光逆襲,大明很可能就遷都了。而大明一旦遷都,那麼,明代大概率不會延續276年的國祚。放眼當時天下,除了北京,就沒有更符合的定都地方。大明無論定都在哪裏,都保不住北方中原。
首都,是政治中心、是文化中心、是經濟中心。實際上,這些個中心全無意義。首都從溯源來說,就是軍事中心,更精確地說是戰爭的前敵指揮部。這個邏輯,從戰國一直延續了整個傳統時代。古代通訊和交通條件有限。而戰爭又瞬息萬變。所以,不是首都指揮戰爭,而是戰爭牽動首都。明代的主要勁敵,在北方草原是蒙古、在東北方向是女真。然後,首都不設在北京,你能設在哪裏?
可以說,張居正改革毫無創見。
范仲淹慶曆新政,走得是保守的財政路線。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走得是超越時代的積極財政路線。但張居正呢?沒啥路線。一條鞭法,早就有了,算是地方智慧被中央放大了一下。考成法,主要是監督官員好好幹活的,目的是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張居正再怎麼考成,大明官僚的行政效率也沒能提升到太祖朱元璋時期。
但是,你不能怪張居正。僵化的大明制度造就了一池死水。在這池死水中,大家都已經集體躺平了。而只有張居正卻不想躺平,非要力挽狂瀾,在死水中也要砸出一絲波瀾。所以,張居正精神可嘉。而張居正之後,則再無張居正改革,張居正連個不稱職或把路走歪了的繼承人都沒有。
清代,觀感不好,說多了心情惆悵。所以,不說了。
這裏給清代做一個定性:大清帝國,以皇帝爲政治文化核心,以八旗部族爲支柱人脈,以漢人士大夫爲橋樑人脈,以中原的皇帝、草原的大可汗和高原的文殊菩薩轉世爲統治擴音。
所以,大清能夠把中原、草原、高原以及西域全能統治起來。而且,不是一般的羈縻,而是形成實在的統治。
但是,對西域的控制還是有點兒弱。關鍵是故事沒講好。大清對中原講儒家的故事,對草原講大可汗和喇嘛黃教的故事,對高原講藏傳佛教的故事。但是,對西域講什麼故事?
有時候,武力只能讓人被迫臣服,利益只能讓人認賊作父,而故事才能讓人真心歸附,才能實現“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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