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處理“我爸是李剛”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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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些地方、部門，一旦有“突發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輿論引導”、“公關技巧”，如果事件沒解決好，多半會指責“輿論引導不力”、“公關無方”，而諱言處置不當。如此思維應對“突發事件”，實則是“本末倒置”。

史上首家媒體誕生前，突發事件也時常發生。可那時官員手裡壓根就沒有“媒體”，更談不上輿論引導，相反，突發事件中的“謠言”、“流言”卻可以滿天飛，輿情形勢和今天相比，並不見得好到哪裡去。儘管輿情嚴峻，但妥善“處突”，歷來就是各級官吏責無旁貸的“第一責任”，但他們“處突”靠什麼呢?亂翻歷史，能靠的辦法，也正應了今年6月23日《人民日報》的那篇評論，處置熱點事件“解決問題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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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寧四年，免役法在開封府試行。東明縣在試行過程中，因執行官員欺軟怕強，搞權錢交易，在確認群眾“免役權”時嚴重不公，於是群眾結夥向知縣告狀，可縣長賈蕃拒不接受呈訴，於是事態開始升級。群眾見縣長不理，就聚集到開封府上訪，可開封府也不受理，事態再次升級。上訪群眾掉頭湧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訴。數百農民“私闖”宰相家，在當時絕對稱得上“聳人聽聞”!宰相的水平就是不一般，“一般”也當不了宰相，王宰相當即表態：“爾等問題，定當妥當處置，務請各自回家!”群眾散去後，王宰相一邊嚴令東明縣迅速、公正解決問題，一邊代表宋神宗，依法摘下賈縣長的官帽。理由是“不受民訴，引致京師喧譁”，於是群眾皆呼“王青天”!

這起案例起碼回答了兩個問題：沒有“輿論引導”或“危機攻關”能不能解決問題?答案是：能!“處突”效果是否完美取決於什麼?答案是：取決於為政者能否正視並解決問題!

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正值青黃不接之際，農家普遍缺糧，連吃飯都成問題。雲南省保山縣縣長李偉烈不顧民眾再三“懇請緩徵”和“借貸社倉存谷”的訴求，不僅封鎖社倉不許借貸，還下令要查訪民間儲糧，由此引發“鄉民聚眾鬧衙”，衝突高潮時，官民之間產生嚴重肢體衝突，傷者無數，此事引起各方震驚，此事經雲貴總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聞中央，中央立即降旨：一是對李偉烈“革職嚴審”;二是“緩徵”並開倉借貸;三是待事態平息後，雲南政府要“查明為首倡議之人，即速嚴拿務獲，從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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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突發事件有事態升級快的特點，那麼“處突”速度就絕不能遲緩，否則就貽誤時機，導致更大的群體性事件發生。於是，在這起處突中，我們看到了：“第一時間”請示上級、第一時間“領匯出面”、第一時間“解決訴求”、第一時間“嚴厲問責”，然後等事態平息後，再嚴懲鬧事的“帶頭大哥”。即使以現在的眼光觀察，此次“處突”表現出來的方法和技巧，應有資格進入今天的“處突”教材。

其實，古代“群體事件”的起因，與現在大同小異。除了天災外，大多起因於政府行為侵犯了群眾利益，如在報災要賑、求免稅糧、反對科派勒捐、追討工費等方面，政府不作為、亂作為。

當然，在過去“官本位”環境下，還時常會發生類似於“我爸是李剛”、“我爸是國法”等事件，即“弱勢群體被官宦子弟或地方紳士欺壓”之事。那麼，對這樣的突發事件，古代官員是怎麼處置的呢?

明萬曆年間，就發生過一起影響非常大的“我爸是李剛”事件。如今的“我爸是李剛”事件跟它比起來，那是“小巫見大巫”，因為如今的“李剛”是副局長，而明朝那個的“李剛”，竟是當朝萬曆皇帝的老師!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明萬曆時，明代書畫家董其昌曾供職翰林，當過皇帝的老師，後辭官回鄉，因其了不得的經歷，地方官員對他趨之若鶩、畢恭畢敬。董其昌嘴邊經常掛著一句話：“當年我給皇帝當老師的時候……”此人才藝甚高而人品低下，種種惡行不勝列舉，受迫害的鄉鄰屢次向官府告狀，但官府畏懼董宦朝中有人，不敢過問。一天，董其昌的二兒子董祖常帶著家丁，強搶一名叫綠英的民女做“小妾”，遭到村裡群眾阻攔。董祖常開口便是：“我爸是董其昌!”剎那間，多年積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被點燃，最後，萬餘群眾在“若要活得好，先殺董其昌”的歌謠中，將董府團團圍住。董其昌不知進退，還從“打行”僱來數百個打手助威。於是衝突驟起，有人將蘆蓆點燃拋到董家房上，董府全部化為焦土。董其昌一家因及時逃走，倖免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