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在稱帝前後有什麼變化爲何在伐吳的時候完全變了一個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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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公元161-223年)，即蜀漢昭烈帝，字玄德，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三國時期蜀漢開國皇帝，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劉備雖然是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但是他父親早死，家境貧寒，與母親賴販草鞋、織草蓆度日。但他志存高遠、以卓越的品質、謙遜的作風招攬了一大批至死不渝的忠志之士(如關羽、張飛、糜竺、簡雍、孫乾等)，雖然他一生遭遇多次挫折，最後卻堅韌不拔的毅力，終成大事，建立蜀漢，從一個賣草鞋的變成昭烈皇帝，其一生是充滿傳奇色彩的。

籠絡豪傑，深得人心劉備寡言少語，喜怒不形於色，能謙恭待人，城府極深。劉備年輕時師從東漢大儒盧植不愛讀書，喜歡弄狗騎馬，喜歡結交豪爽之士。因此，青年時代就有不少年輕人爭相依附他，這是他性格的優點。劉備寬仁、忠厚、慈善、好施、善於收買、籠絡人心，這是他性格中遠遠勝於曹操的地方。曹氏父子佔據北方大部，挾天子以令諸侯，政治上、軍事上都佔有明顯的優勢。但曹操行事殘暴，時常就屠城，劉備行事多與曹操相反：曹操急暴，劉備寬仁;曹操狡詐，劉備忠厚;曹操篡漢，劉備扶漢，因此，劉備深得人心。劉備入蜀後，實行拉攏當地豪門士族的政策，發還他們的田地和房屋，鼓勵發展農業生產，因而深得民心。識人善用，君臣融洽劉備禮賢下士，慧眼識才。在愛才、用才上，儘管劉備、曹操、孫權三人有共同的特點，但劉備比他們兩人更勝一籌，在用人方面，毛主席曾對人評價：“劉備這個人會用人，能團結人，終成大事。這是他成功的關鍵。” 陳壽也評價劉備

爲：“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劉備創業之初，勢單力薄，顛沛流離。雖然兩次佔據徐州，但都最終失敗，但是他注意收買人心，不論什麼情況，他都以民爲先。後來，三顧茅廬得諸葛亮，即使沒有多大的本事，就憑這種禮賢下士，尊重人才的品格，就值得尊重。孔明出山之後，劉備與這位二十幾歲的年青人相敬如賓，入則促膝而談，出則並馬而行，火燒博望坡時，甚至還聽從諸葛亮的將令。那時候，他從來就沒有拿大，擺出“主公”的架子。難怪陳壽在《三國志》中評說劉備：“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蜀漢能打開當時那樣的局面，固然離不開諸葛亮運籌帷幄，但也不能小看劉備的容人之量所起的作用。

興兵伐吳時的劉備，卻幾乎是變了一個人。趙雲等人諫阻，他就一概不聽;秦宓諫阻，又將他打入牢獄，這且不說，連諸葛亮上表陳述利害，勸其“別圖良策”時，他也竟然擲表於地，說“朕意已決，不得再諫”。連營結寨之時，曾有馬良提醒：是否畫下佈陣之圖送諸葛亮過目，此時的劉備又十分自負：“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其先前之風範已全然不見蹤影。

劉備興兵伐吳，敗得很慘。李國文將這一切歸結爲“感情失控”，“意氣用事”。這自然也有道理。但僅僅指出這一點還是很不夠的。興兵伐吳，是劉備當了皇帝以後的事，不知人們是否注意到，一旦坐上了皇位，他與諸葛亮、趙子龍等人之間就劃下了一條君君臣臣的界線。皇帝就是皇帝，臣子就是臣子，即使劉備“三顧茅廬”請來的諸葛亮，也不能和他再促膝而談，並馬而行了。例如，諸葛亮上表救秦宓，就先得下跪、瞌頭，在這種氛圍之中，坐上了皇位的劉備是很容易覺得自己突然高明起來了的，時時言聽計從，他哪裏還受得了?於是乎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縱觀歷史，由此而釀成的悲劇並不少見，會說“朕意已決，不得再諫”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劉備，在《三國演義》中就可找出相似的實例。李國文認爲諸葛亮沒有能勸阻劉備伐吳，也應該負有一定的責任，卻是冤枉了諸葛亮的。如果諸葛亮有錯，倒是錯在他不該勸說劉備當皇帝。

地位變了，本事未必就會按比例增長，這一淺顯的道理，旁觀者清，當局者卻往往弄不清楚。於是原先禮賢下士的，一爬上高位就會變得不可一世;原先虛懷若谷的，一爬上高位就會變得剛愎自用;原先清醒謹慎的，一爬上高位就變得忘其所以，此所謂一闊臉就變是也。高位使人獲得權力，沒有使人獲得本事，倒是往往使人失去真心相助的朋友和能夠助成大業的忠言。因而，也就往往成爲一個人以及他所從事的事業走下坡路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