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幫助南匈奴打敗北匈奴,是怎麼處理和南匈奴之間的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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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和帝永元元年(紀元89 年),竇憲統率的漢、南匈奴等聯軍擊潰北匈奴,勒石燕然,之後聯軍又對北匈奴予以連續打擊,迫使其遠遁西遷。此時,南匈奴“破北成南” 的理想達成。
堪注意的,此時以及其後,他們都未接收這片故鄉國土,較一個半世紀以前呼韓邪單于時代迥然相異。也惟其如此,以後草原主人不再是匈奴人, 而已轉變爲北方來的丁零系突厥民族, 以及東方來的原居森林邊緣東胡系鮮卑民族, 分割內、 外蒙古。
尤其鮮卑人的西進填補內蒙古地區,未及撤退而殘留在這個地區,以及投降南匈奴後又越出長城逃返內蒙古的北匈奴人,都加入了新興的鮮卑陣營,而被稱爲 “鮮卑人”, 鮮卑也由此強盛。
北匈奴西遷之前形勢圖
南匈奴人繼續留在長城之內,成爲一個沒有自己國土的附庸集團與寄生者。南匈奴未返歸草原是一項重要的歷史轉捩現象,問題關係到漢朝與南匈奴雙方。
後漢政府方面,紀元50年允納南匈奴投降,象徵的是一項從所未有新的邊境政策確立:以開放長城, 收容降附的異民族進入漢族中國爲手段, 而替代較前漢時代大量減少了的邊郡漢族居民,並責成被引進的異民族,在長城地區看守“中國” 北方大門爲目的, 接替後漢節約政策下漢族自身邊防軍的職任。
基於此一目的,所以,不只南匈奴, 繼匈奴之後是烏桓, 烏桓之後又是鮮卑,都紛紛遷入。這個政策, 一時頗爲有效,後漢匈奴問題輕鬆解決, 原因之一,便因有南匈奴與其他異民族中介其間。北匈奴敗亡, 漢朝既不能佔領草原, 又警惕到王莽時代匈奴叛變的教訓,而不願再蹈放歸南匈奴覆轍,此其一。
其二,漢朝決策當局瞭解空虛了的草原定必再有遊牧民族移住,這些新遊牧民族仍須有人監視。所以, 既爲了避免不愉快的歷史重演, 也爲了繼續警戒漢朝北方門戶的需要,有效途徑, 便唯有堅定仍留南匈奴住在長城地區。
同時,南匈奴繼續留居漢朝北方境內,似乎也出於自身志願。消滅北匈奴的行動,固以南匈奴統治集團要求爲最熾烈,但他們所以熱心於此,可以發覺,目的僅在解決一個競爭對手,而無意代替這些被打倒的同族登上草原。
依於史料顯示,他們無論在事前或事後,從未爲自己表示過重返草原的願望。這一事態,令人有出乎意料的詫異之感。然而, 如果對南匈奴當初投降漢朝的背景能夠明瞭,則他們所以不願重返草原的疑問,也可以釋然。
北匈奴西遷之後形勢圖
一世紀中匈奴第二次大分裂原因,史料記錄說是南匈奴懷念漢朝舊日恩情,投降的南單于自己也如此說,事實上, 念念不忘是附着於舊日恩情的漢式經濟生活。換句話說, 漢化影響已強烈到使他們不可能切斷與漢朝間的關係。
匈奴漢化,自漢朝初年和親政策收效以來,趨勢日益加強, 雖然他們自己不會覺察這回事。舉一個例, 紀元前一世紀中匈奴第一次大分裂, 拒絕投降漢朝的郅支單于西遷康居,第一件大事已是 “發民 (康居人) 作城, 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 不唯此也, 城內還建築了單于本人起居的 “大內”。 城郭與宮廷, 正便是漢式生活習慣。 郅支一方面與漢朝爲敵, 一方面又在自身經濟社會生活間感染漢式因素,代表的正是匈奴漢化第一個階段的普遍現象。
郅支單于(?-公元前36年),名呼屠吾斯,匈奴分裂爲南北兩部之後的北匈奴第一代單于,曾擊敗大宛、烏孫等國,強迫四方各族進貢,威震西域,一度領導了匈奴的短暫復興,最後被漢朝遠征軍擊滅。
呼韓邪單于成爲漢朝藩屬以後,匈奴漢化進入第二個階段,雖然他們仍舊回到蒙古高原繼續其遊牧傳統,明顯的事例有二:
一是社會的,“太子” 觀念產生便是。 而且, 自呼韓邪單于次代開始, 每一單于名號都加“若鞮” 字樣, “若鞮” 即漢字 “孝” 的意義, 顯然又仿效了漢朝皇帝諡號例加“孝” 字習慣, 這種習慣, 即使烏珠留單于與王莽破裂以後,仍代代不變。
也便自烏珠留開始, 單于與統治階層間, 除了匈奴本名以外還流行愛好漢名。可以查考的, 烏珠留自身名 “知”, 弟左賢王 “樂”, 右挈污王“鹹” (繼位爲烏累單于), 右賢王 “輿” (繼位爲呼都而屍道皋單于),烏累之子“登” “助”。 烏珠留單于之子, 便是以右日逐王身份領導南部匈奴人投誠漢朝的南匈奴第一代落屍逐鞮單于 “比”。
呼韓邪單于,(?~公元前31年),前58~前31年在位。名稽侯珊,虛閭權渠單于之子。他是第一個到中原來朝見的匈奴單于,因迎娶王昭君而廣爲人所知。
另一方面是經濟的,呼韓邪單于以來,儘管匈奴民族生活在草原天地,貴族們的物質享受卻愈到後來愈傾向於漢化。漢朝基於宗主—藩屬的道義與責任,對匈奴有其經濟支持的義務,爲嘉勉匈奴向心與恭敬,歲時賞賜尤其浩繁。
因此, 屬國時代較之敵國和親時代, 漢朝對匈奴經濟援助, 代價更爲巨大,給付數字也隨時日而繼續不斷增加。烏珠留與王莽決裂以前歷代單于入朝時漢朝贈與的遞增表,可爲說明。
從呼韓邪第一次朝覲到王莽破壞和平,匈奴獲得漢朝經濟援助整整六十年,盼望漢族物質支持的慾望,因此也只會增大而不能抑低。這種期望, 居住於內蒙古一帶,亦即所謂 “南邊” 的匈奴人尤爲強烈。 他們熾熱希望與漢族合作,王莽時代切斷與漢族間關係,對他們非只不得已,反而還是痛苦。
惟其如此,建武十二年 (紀元 36 年) 後漢政府統一漢族中國, 當建武二十四年(紀元48 年),“南邊八部” 便不惜脫離北方本族, 急急向漢朝 “奉藩稱臣”,表達希望回到從屬地位的意願了。而且, 要求的直接還是依照呼韓邪單于初例,遷他們進長城以內居住。
公元前36年,西漢校尉陳湯發出"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最強音,斬殺郅支單于
南匈奴所以迫切投靠漢朝,基本原因既在經濟依存,則降漢與進入長城被允許,站在他們的立場,可謂外交上一大成功。他們每年自後漢政府取得固定
的物資補助與津貼,價值達一億九十餘萬。特別賞賜如單于登位或喪祭等給付,尚不在其內。
章和二年 (紀元 88 年) 單于上書自白“開口仰食, 歲時賞賜, 動輒億萬”, 可說明南匈奴如何衷心感激漢朝, 以及如何心滿意足之情。這是匈奴感染漢化的第三個階段開始。
第三階段無論較之第一或第二階段,都可視爲質變的起步。在此以前, 匈奴人生活環境仍是他們傳統文化所依存的草原,南單于管轄下的匈奴人,卻長期留住長城以內而與漢人雜居,其影響便非草原時代可同日而語了。
在此以前,匈奴人愛好漢族文化,以上層貴族爲普遍,南匈奴時代愈突破貴族圈而趨向於一般人民。《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 “馳中郎之使, 盡法度以臨之, 製衣裳,備文物” 的說明, 可知匈奴人已如何養成如同漢人般 “文明” 習俗。 這個趨勢繼續發展,南匈奴人適應定居社會與其文化愈爲積極,背叛固有遊牧文化的傾向也相對愈爲明顯,草原生活對他們反而一天天感覺陌生。
陳湯(?—約前6年),西漢元帝時,他任西域副校尉,曾經假託聖旨,脅迫西域都護甘延壽出兵,攻殺與西漢王朝相對抗的匈奴郅支單于。
迄於北匈奴統治瓦解,南匈奴人直接與漢人共同生活已近半個世紀,半個世紀時間足夠兩代青年成長,第三代匈奴人無論生與長,都已在經濟社會生活與漢族不可分的環境中,如南單于 “臣等生長漢地” 自白便是。 所以, 儘管北匈奴問題告一段落, 經濟上、 文化上的原因, 都足以阻止南匈奴人還鄉而寧願仍舊留居長城地區。
後漢政府對數量衆多,永久性居住漢族中國國土上的南匈奴人,其控制的設計頗爲周密,一方面充分滿足南匈奴物質需要,另一方面,強制性的監護力量也非前漢時代單單依於宗主—藩屬名分與空洞盟約可比。所謂恩威並濟的政治藝術運用,相當成功。
《後漢書》 南匈奴列傳中所列舉各項措施都值得注意(此處略)。從以上後漢南匈奴政策內容可知,自第一代單于比開始,便都以漢朝承認與冊封爲條件,才具有合法身份,年終又例須向漢朝提出國情報告。則單于雖繼續獲頒同於漢朝天子的璽綬,其地位, 形式上仍至爲崇高, 而實質則已大爲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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